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2号）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7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7月27日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
第一条 为了规范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合理配置流域生活、生态和生产用水，促进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石羊河流域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石羊河流域(以下简称流域)是指石羊河干流和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等支流流经的武威市、金昌市以及张掖市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山丹县和白银市的景泰县区域。
流域水资源是指流域内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三条 流域水资源管理应当坚持统筹规划、以水定需、厉行节约、科学治理、务求实效的原则。
流域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行政区域管理服从流域管理的管理体制。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的石羊河流域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流域内的水资源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审核流域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则；
(二)指导和监督流域水资源的保护、开发、节约和利用工作；
(三)协调跨流域调水有关事宜；
(四)审批流域年度水量调度方案；
(五)决定流域综合治理的相关政策和其他重大事项。
甘肃省水利厅石羊河流域管理局(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是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照各自职责，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和综合治理工作。
流域内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第六条 流域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水资源的保护、节约和利用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水利工程维护和节水投入资金的扶持力度，保障流域综合治理目标的实现。
第七条 流域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由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流域内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编制。综合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经管理委员会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专业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区域规划由流域内各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经流域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经批准的规划需要修改时，应当按照规划编制程序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八条 流域水资源分配的基本依据是：
(一)流域规划和水中长期供求规划；
(二)流域水资源现状和供需情况；
(三)流域内各行政区域的国土面积、生态状况、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国内生产总值等。
第九条 流域水资源分配应当统筹兼顾生活、生态和生产用水，正确处理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
水资源分配量根据年度水量变化增减。
第十条 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流域内各市人民政府编制，经流域管理委员会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批准的水资源分配方案是确定行政区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的依据。
水资源分配方案和水量调度预案一经批准，有关人民政府应当执行。
第十一条 流域管理机构负责流域水资源的统一调度，组织流域内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和年度预测来水量，制定年度水量调度方案，报管理委员会批准。
水量调度实行年度总量控制、关键调度期逐月调控及全年监督的方式。
年度水量调度方案的执行由管理委员会与流域内各市人民政府签订责任书，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第十二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措资金，实施跨流域调水。跨流域调入的水资源，谁投资谁使用。
第十三条 流域内重要控制性水利工程由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建设、运行、调度和管理。
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的水利工程的运行应当接受流域管理机构的统一调度。
第十四条 流域管理机构负责编制流域内上报或者下达国家和省上的水利建设项目投资计划。
第十五条 在跨市的东大河、西大河、西营河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或者兴建水工程，由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在其他河道内采砂或者兴建水工程，由有管辖权的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流域内地表水取水许可，属市、县(区)管理权限的，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报流域管理机构备案；属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权限的，由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流域内地下水取水许可，经取水口所在地县(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逐级审核后，报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水的总量不得超过流域管理机构下达的可供本行政区域取用的水量。
第十七条 流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需要取水的，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水权转让可行性论证报告书，并在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内，通过水权转让取得取水权。
流域内属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水权转让可行性论证报告书，由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其他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水权转让可行性论证报告书，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开展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提出年度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方案，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十九条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经流域管理委员会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除保留人畜饮水和生态用水机井外，其他机井应当有计划地关闭；在限制开采区内禁止新打机井，严格控制旧井更新，逐步压减开采量。确需旧井更新的，应当报流域管理机构批准。
旧井更新后，应当回填原井。
第二十条 流域内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取水计量设施，保证计量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二十一条 凿井取水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每次作业前到所在地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经流域管理机构登记后方可作业。
第二十二条 流域内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工农业生产用水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单位和个人用水应当控制在定额内。对超额用水的，由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除按累进加价制度收取水费外，可以视情节采取限制或者停止供水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流域内农业生产用水限额，对使用地下水资源超限额的，由流域管理机构征收水资源费。
第二十四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关闭城市自来水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封闭沙漠边缘区的灌溉机井，减少用水量，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第二十五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管理领导责任制度。根据区域用水控制指标，调整工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建立科学的水价调控机制，开展节水宣传教育，推广节水技术和节水器具，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
第二十六条 流域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节水投入保障和激励机制，通过节水专项奖励、财政补贴、减免有关事业性收费等政策，促进节水工作的开展。
第二十七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民转变生产方式，采取以下措施发展高效节水型农业，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一)调整种植结构，推广种植低耗水农作物；
(二)合理控制养殖规模，推行舍饲圈养；
(三)因地制宜修整渠道、平田整地、实行小畦灌溉；
(四)推广高新节水技术。第二十八条流域内禁止建设高耗水、高污染工业项目，已建的应当限期进行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施废水净化处理，建立循环用水系统，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对排放废水不达标的企业，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产、转产或者关闭。
第二十九条 流域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设施。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饭店、商场、综合性服务大楼及高层住宅，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机关、企业、科研单位、大中专院校和大型综合性文化体育设施，建筑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应当安装中水回用设施。
第三十条 流域内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应当安装符合标准的节水器具，实行一户一表，分户计量收费，禁止实行包费制。
第三十一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围栏封育、封山育林的力度，提高林草覆盖率，减轻水土流失，增强山区水源涵养能力。
流域水源涵养林区域内禁止乱砍、滥伐林木，严格限制探矿采矿、采药和放牧。
第三十二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拓展补充水源，组织有关部门采用人工增雨(雪)、洪水资源化等措施，增加流域水资源。
第三十三条 流域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垦荒地。
流域上游海拔2600米以上地区要退耕还林还草，流域沙漠沿线5—10公里区域内要采取退耕、搬迁、封育等措施恢复生态。
第三十四条 流域内因关井、退耕造成农民减产减收、失地、搬迁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妥善安置和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流域综合治理情况规定。
第三十五条 新建、改建或者扩大入河排污口，应当征得流域管理机构和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三十六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管理机构下达的区域水资源许可总量指标，明晰初始水权，配水到户，实行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
用水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水资源使用权后节约的水资源，在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可以进行有偿转让。
第三十七条 流域内发生的水事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县(区)内的水事纠纷，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二)跨县(区)的水事纠纷，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三)市际之间的水事纠纷，由流域管理机构处理。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执行水资源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水量调度预案的；
(二)批准取水的总量超过流域管理机构下达的可供本行政区域取用水量指标的；
(三)拒不服从水量统一调度的；
(四)越权征收水资源费的；
(五)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或者越权核发取水证的；
(六)违反规定在流域内批准开荒的；
(七)虚报、瞒报、漏报、错报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旧井更新后对原井未进行回填的，由流域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凿井施工单位未经登记打井的，由流域管理机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停止使用水计量设施的，由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打井的，由流域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关于社区矫正的理性思辩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 胡配军
目前，社区矫正在我国已呈方兴未艾之势，试点已至18省市，阶段性成就非常喜人，在肯定试点实践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笔者觉得，尽管这一年多时间中，我国社区矫正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实践上有了很多的突破。但是我们的试点总体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各试点地区对社区矫正“只做不说不议，各自为战”，社区矫正理论指导明显滞后；学术界对社区矫正也关注不足：学术研究社区矫正的人少、研究社区矫正理论的文章专著更少。对此，我们有必要加强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指导今后的社区矫正工作。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一年多社区矫正实践中已经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分析，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几点理论思辩。
一、社区矫正的性质
社区矫正如何定性？这是社区矫正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定性研究，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矫正是非行刑处遇，在这种观点看来，社区矫正就是以社区为主导，由社区来矫正。进一步讲，所谓社区必须是自治性群众联合体，社区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淡化，社区是市民性的地域概念，而非行政性地区划分。在美国，一些观护性的社区矫正活动就是由社区按照国家的要求，自主地进行活动，社区矫正纳入了整体的社区管理与建设活动体系。显然，自治性群众组织不适合掌握国家的行刑权力，这又反证了社区矫正的非行刑性。二是认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在这种观点看来，社区矫正仍然是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只是处罚不用监禁，限制其人身自由，社区矫正只是在社区中矫正，矫正的主体是国家建立的专门矫正机构，具体的矫正活动由专门的矫正官员负责。社区只是矫正的场所，它可以为矫正提供许多的资源帮助。社区矫正的行刑权力不能由社区自主，只能由专门机构行使。社区矫正定性的上述观点分歧，根源在于如何理解社区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社区矫正还是定性为一种行刑方式比较妥当。第一，我国积淀数千年的法文化传统，一直取重刑主义，对那些已触犯刑律、应当定罪量刑的行为，不施以一定的行刑处罚，不符合我国历来的法文化价值取向。被社区矫正者，他们的行为已构成了犯罪，这一点毫无争议，对待犯罪，如果不用刑罚还能用什么？如果不用刑罚又如何保护被犯罪侵害的正义。第二，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非行刑 处遇，容易混淆社区工作与社区矫正的区别。在我国，社区工作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不具有刑事执法属性；而社区矫正是一个刑罚学概念，具有刑事执法性质。社区矫正中有大量的社区工作，也需要大量的社区志愿者参与，但是，这些社区工作及社区志愿者的活动参与只是辅助性的事务，对被矫正者的管理、考核、对矫正活动的组织落实，还是由专门的矫正机构及人员运用刑罚权力来组织实施。第三，即使在国外，社区矫正也是一种惩治犯罪的刑罚举措。例如，在美国，每年有近600万的犯罪分子被处以社区矫正，而这些犯罪分子不论是何种不良行为都是经过诉讼程序而后被定罪量刑处以社区矫正。“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的社区矫正在刑事司法执法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第四，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仍是行政色彩浓烈的机构性矫正，不属于非机构性矫正。这种机构建在社区，并不隶属于社区。机构性矫正活动仍属于国家机关的司法行政活动的范畴，不是社区的非政府的自治性活动。
二、社区矫正的对象选择标准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这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前提。按照司法部的解释，凡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都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具体地讲，主要是五种罪犯：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这样的选择标准虽然可以保证公正但明显不合理。
第一，这种选择标准的界定只是一种强制性规定，没有能够提供一种可以作为基础性评判的客观依据。
第二，这种硬性规定反映了我国对社区矫正在不能突破现有法律约束状态下的无可奈何，体现了我国社区矫正对象视域的狭窄。
第三，五种对象的选定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标准应从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两方面进行判定。只要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恶习不深、主观恶性较小，可以将他们留在社会上服刑的，就应当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在不得不监禁惩罚的情况下，也应当尽量宿短监禁时间，让他们早日回到社会接受社区矫正。
在社区矫正的对象视域方面，由于法律的制约，我国试点阶段的对象只是被法院定罪处罚的五种人，这五种人都身在社区。但是，但从社区矫正的应然条件看，被判处拘役刑的罪犯，被刑事自诉的罪犯，他们的罪行相对较轻，社会危险性也不大，完全可以将这类罪犯置于社区或经过短期监禁震摄回到社区进行社区矫正。另外，被判处罚金刑的罪犯，他们已属于身在社区的情形，但为什么没有将他们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罚金只表明对犯罪行为的处罚，但他们的犯罪思想与行为还有待于社区矫正，这样才能促进犯罪行为人从新适应今后的社会生活，不致再危害社会。
将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人作为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其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这些人都是身处于社区。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一是将这五种犯罪分子合在一起作为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误导了社会认识。社会上据此简单化地理解为“犯了罪可以不进监狱”。其实在这五种犯罪分子中，并不都是犯了罪不进监狱。只有被判处管制、缓刑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才属于犯了罪不进监狱的情形；而假释、监外执行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都是应服监禁刑而后基于某种原因回到社会。二是监外执行者虽然也身处于社区，但又与其他四类人不同，监外执行者只是暂时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走进社区，他们还将回到监狱，而其他四类人一般都不会进监狱。监外执行者并没有脱离监狱而成为社区的正式成员，他们所受的教育改造是监禁式教育改造，社区矫正与他们今后将继续接受的监禁改造能不能接轨值得怀疑。实践中，这类罪犯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麻烦也非常多，据笔者调查所知，不少基层从事具体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反映：“对监外执行者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其原因在于他们身份关系不在社区。”不少基层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把监外执行者纳入社区矫正对象的范畴，认为“他们是监狱人，而不社区人”。三是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形有两种，社区矫正对象中的剥夺政治权利者无法确知指的是哪一种？还是两种都包含在内？如果两种都包含在内，则被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服完监禁刑后又将服非监禁刑；如果只是其中的一种却又没有明确所指。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只能适用于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被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回归社会之前，已经完成了教育改造的过程，社区可以为促进其适应社会生活对其开展社会工作，但决不能对其实施社区矫正。
三、社区矫正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促动
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一种矫正举措，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已经产生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有人认为社区矫正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只是在我国几十年行刑实践基础上，对过去行刑实践的修补与完善；有人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的改革；也有人认为社区矫正不仅是对行刑方式的改革，更是一种刑罚制度的改革。笔者觉得，要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行刑领域来考量，社区矫正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刑事立法、司法到刑事执法、法律监督，都有所触及，如果要全面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我们就必须从刑事立法到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进行完整的刑事改革活动。
一是在刑事立法方面，现有的刑事法律已经暴露出与社区矫正不相适应的许多情形。尽快修订刑事法律，尽早在刑事法律中写入社区矫正的有关内容、协调社区矫正与现行若干法律规定之间矛盾正是当务之急。否则社区矫正不仅名不正，而且会越来越多地遭遇人们从法律角度的质疑。
二是在刑事司法方面，对犯罪人的量刑应当考虑转变只有峻刑能才能保证稳定的思想，对能不监禁的轻刑犯尽量不判处监禁刑罚；对能减少监禁时间的罪犯应当尽可能控制监禁期限。取消拘役刑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犯留看守所服刑的规定，把本应判处拘役刑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犯全部处以社区矫正刑罚。
三是在刑事执法方面，要转变只有监禁才能改造罪犯的观念。在监狱，努力扩大监禁刑的假释面，取消假释的比例限制，凡是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都应当被假释。在社区，建立并完善社区矫正刑罚运作体系，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充分保障。
四是在法律监督上，要加强法律监督。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权力，同样适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的规则，社区矫正是否公正、具体处遇是否适当，矫正人员能否依法矫正，必须要有完整的法律监督体制。据2003年8月19日的《沈阳今报》报道，1995年11月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大连“黑老大”邹显卫，尽管在大连监狱过着皇帝般的“幸福生活”，但其仍不满足，硬是买通监狱方办了个社区矫正，并最终导致他率团伙持枪在大连开发区一家洗浴中心开枪打死一人、重伤一人。因此，以社区矫正为名的司法腐败如非正当的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值得警惕，尤其是检察院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检察院特别要注意适应这种新工作环境的需要，努力为社区矫正的公正与良性运作保驾护航。
四、社区矫正彰显的刑罚轻缓
刑罚走向轻缓是当今国际刑罚发展的总体趋势，社区矫正适应刑罚发展的时代需要，表现出了应有的轻缓特性——让可以不进监狱的犯罪行为人尽量不进监狱，让能减少监禁时间的犯罪行为人尽可能减少监禁时间，让可以不失去自由或少失去自由的犯罪行为人尽量不失去自由或少失去自由。相对于监禁刑来讲，社区矫正的人道、轻缓都勿庸置疑。但是，如果就此认定社区矫正就是一种轻缓的刑罚，则是对社区矫正片面的误读。将我国当前社区矫正对象应承担的义务与过去的法律规定的义务相比较，则可以发现，现在的社区矫正对被矫正者的义务要求已不再仅限于接受管理和监督，而且要参加公益劳动、接受各种教育，被矫正者对矫正官员的汇报义务成了每周必做的事，在被矫正者承担的义务方面，无论是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还是剥夺政治权利，都比过去增加了许多。有些罪犯甚至于在服完监禁刑后，还需要再服社区矫正刑。由此观察，我国当前试点的社区矫正既有轻缓的一面，也有不轻缓甚至于刑罚趋严的一面。在国外的社区矫正实践中，许多不良行为人被纳入社区矫正对象范畴，通过诉讼判决，进入社区接受社区矫正，这其中的许多不良行为人在我国不认为是犯罪，对这些在我国并不构成犯罪的不良行为处以社区矫正刑罚也不可谓不重。鉴于社区矫正需要罪犯负有更多的法律义务，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监狱犯人“宁愿用较短的时间在看守所或监狱而不愿长时间在社区的监督下。”（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矫正作为刑罚，其惩罚的严厉性也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应当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的这种双面性。在量刑上，尽量从刑罚轻缓的趋势出发，多适用社区矫正刑罚；在具体的行刑活动上，则不能回避社区矫正管理与教育趋严的要求。顺便提及，由于社区矫正的出现，劳动教养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处罚的轻重来讲，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社区矫正是刑事处罚，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严于劳动教养，但从刑罚对被处罚人的感受来讲，劳动教养实为监禁模式，剥夺着人身自由；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模式，不剥夺人身自由，社区矫正刑罚的酷烈程度轻于劳动教养。因此，与其让劳动教养这样不是刑事处罚甚于刑事处罚，还不如将劳动教养纳入刑事治理体系，施以社区矫正刑罚倒更能让人接受。况且，劳动教养所针对的轻微违法犯罪也非常适合于社区矫正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