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税收立法听证制度研究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唐勇

内容提要：由司法听证演变而来的立法听证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作为政府存在和运作的财政来源，直接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因此税法的制定迫切需要一种体现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的程序性制度。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走向。税收立法听证制度在操作程序上亦有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税法 立法 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影响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 man's defence must always be fairly 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 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在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9年，其标志是1996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我国的法律中确立了听证制度；199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掀起价格听证热潮，听证一词正式为国人所接受。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我国第一次立法听证； 200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34条）和“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58条）随后，立法听证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采用，有些地区制定了立法听证实施办法，丰富了实践性。
立法听证的核心就是给予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一个陈述意见表达观点的机会，它的本质是一种程序法，是保证立法活动顺利进行的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必要补充。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对政府[4]权力合法性的质疑，推动了权力控制的实践，即用行政法等实体法的形式，让公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实体法的控权效果是与其缜密程度成正比的。”[5]然而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时，要求权力行使的灵活性，即允许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实体法对权力的控制产生了困境。因为实体法对权力运作范围的合理推定不是自足的，于是程序法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以此为契机，听证制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立法领域，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先预防。听证制度给利害关系人和政府一个博弈的平台，在“讨价还价”（bargain）的公平对抗中，来求证权力运作的界限。
二、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的必要性
立法听证引入税收立法的价值，在于立法听证所固有的功能满足税法的需要。必要性价值的求证问题，就是立法听证制度的普遍性作用在税收立法这个具体的特殊的领域的体现。一般认为，立法听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信息收集；（2）实现直接民主、体现民意；（3）促进良法；（4）协调社会利益；（5）立法宣传。[6]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法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税收立法法治化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法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由法律加以确定。国民根据法律的规定纳税，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征税。而规定纳税和征税关系的法即税法，由此，立法的法治化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和依据，当且仅当所制定的税法是良法，才能要求税法主体依法办事。立法的法治化，“要求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守法，遵守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从而保证立法内容的合法性。”[7]税收立法应当以宪法为依据，遵守《立法法》的规定，立法听证制度为《立法法》所确认，当然适用于税收立法。如果税收立法程序存在规制的缺失，立法的随意性将大大增加，导致立法成为征税权滥用、侵犯公民财产利益的工具，不仅损害税法的权威，而且影响到政府的社会公认度。此外，从立法听证本质上看，作为一种程序性规则，能够防止各种人治的因素，如领导指示，主观随意性等等，保证立法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
第二，满足税收立法的民主化的要求。“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8]从这个定义上看，民主与“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相联系，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某个决策影响全体成员的利益，那么该决策的作出要求民主程序。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反映人民主权国家的税收运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权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需要，税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纳税主体的范围随税种之别而有所不同，但就宏观而言，税赋的主要负担者是人民。税收的立法是民治的立法，组成社会的成员将其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贡献出来，而该集中起来的劳动成果又将使用于增加社会成员共同福利方面，这种关于贡献和再分配劳动成果的机制，是社会成员自治协商的产物。显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税收无非是每个人都将其经济利益的一部分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税法是社会成员间关于再分配的经济契约。那么，社会成员就有权对这个契约的制定发表自己的看法，税权和税法的产生是直接民主和公共契约的必然结果，因而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要求民主的成分。但是直接民主下的税收公共契约，仅仅在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才有实践意义。贡斯当和麦迪逊很快发现，在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直接民主破产了，完全自治的税收契约也无法实现。社会成员由古代的全职公民（full-time citizen）变成了兼职公民（half-time citizen），公民不再亲自参加“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产生了并且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样式。我们不难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下，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再由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这个过程就有异化的可能，公意容易被私化，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偏离甚至背叛了民意；而且选举的级数越高，民意的表达就越可能被掩盖。政府以民意制定税法的过程将轻易地被社会成员提出质疑。于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税收领域中产生了。立法听证制度成为税收立法直接民主的渠道，它一头连接着政府当局的立法机关，另一头连接着纳税主体具体的现实的生计问题，各种利益冲突将通过这个渠道进行交流和对话，用文明的宽容的但又批判的方式进行税赋博弈。立法听证制度同时满足了促进税收立法民主化所必备的全部条件，即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公平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
第三，满足税收立法科学化的需要。假设政府的税收收入为S，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为C1，政府自身运作的成本为C2，在不考虑政府其他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有等式:S=C1+C2+ΔＣ。ΔＣ反映的是税收资源的隐性流失，或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或表现为私设小金库，截留税款等腐败现象。ΔＣ的控制，是税收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而Ｓ，Ｃ１，Ｃ２的确定，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即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技术性问题。税收立法的科学化集中落实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及减税、免税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财政、金融、税制等学科领域，为立法当局所陌生，但又是税收立法成败的关键。只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客观实现，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用科学的理论知道税法的创制，才能避免立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科学的税收立法需要依靠财政学，税收学等经济学专家、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型和数据预测，立法听证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收集的作用，成为税收立法的必要程序。
在宪政的维度中，税法是建立人民公意基础上，调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立法听证制度所蕴涵着的民主价值，是与税收立法内在要求吻合的，因而民主价值是该制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税收不仅仅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主要手段，而且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之一，因而具有较其他部门法更强的精确性，立法听证制度基于信息收集的科学性是税法合理性的保障。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目标，必须通过法治的形式得到实现，所以立法听证制度对税法制定三大贡献是相互融合的，这种融合是所制定的税法成为良法的程序性保证。
三、税收立法应当如何引入立法听证制度
(一)、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的法律依据及其适用范围
立法听证制度的自身功能满足了人们对税法良法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现行的法律体系，也为该制度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7条第2款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符合宪法的精神，人民有权利要求参加听证，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意志表达的渠道。《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国发[2000]11号）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意见，特别要重视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在立法工作中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和“ 起草规章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尤其是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意见。”国务院部委以及地方立法立法机关在制定较低阶位的税收立法性文件时，采用立法听证程序亦是合法的。
理论上认为，我国立法听证范围原则上包括，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和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举行听证的情形。[9]税收立法显然可以归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情形。而税法体系又包括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个子体系，前者根据税种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资源税法和行为税法等等；后者主要包括税务机关组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等。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主要适用于前者，因为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内容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立法失误，将产生国家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严重后果；至于后者，则更多体现着管理的理念，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是偶然的、次要的，又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作为补救机制，而且税收程序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鉴于听证制度的启动和运行要以相当的成本为代价，所以立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税收实体法的立法。
（二）、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
根据立法听证制度设计的本义，参加主体通常包括立法听证的组织机关、主持人、书记员、调查人员、证人、专家学者、利害关系人、委托代理人等等。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随着将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利益冲突来确定参加主体。笔者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1）组织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汽油柴油消费税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它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制定有关征税范围和税率的部委规章。（2）主持人，由立法机关指定，并且没有利害关系，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团体组织或学术机构的代表担任，如税法学会的理事等，立法机关予以协助和监督。但立法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能成为主持人。（3）听证员，由立法机关指定，协助主持人组织控制听证运行，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从事法律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协会或大学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担任，如从事涉税业务的律师、会计师、教师等。（4）书记员。（5）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即与所立之法有直接利害关系并经组织机关同意参与听证的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又进一步转嫁到消费品使用者身上，所以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应包括石油化工的生产企业，原油或成品油的进出口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私家车主代表等等。（6）其他参加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在对于“环保型”税制的初步研究中，汽车和燃油征税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环保因素，将生态税思想贯彻到对能源产品的征收中，成为我国消费税改革的理念。[10]因为含铅汽油、无铅汽油和柴油对环境污染存在差别，所以可以用差别税率来引导燃油消费。三种燃油之间的税率的相对关系的数据分析是一个纯技术课题，这就要求环境保护机构从事燃油污染的工作人员参加听证。此外，从事消费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应当参加听证，从各国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制度。其他参加人是一个兜底的范围，立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灵活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税收立法的科学性。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听证的主持人，笔者认为，立法起草人员与当事人一样是立法听证的参加人，可以围绕起草的法案进行质证和辩论。
（三）、税收立法听证的程序
立法听证制度是程序性的规则，所蕴涵的价值，所实现的目标都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否则该制度将形同虚设，并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一般将立法听证程序分为三个基本步骤：准备程序，进行程序和笔录使用问题。[11]笔者仍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立法听证会的准备。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在确定召开听证会后，发布公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拟定听证会的议题、时间、地点和相关权利义务，在规定期限内接受社会公众的申请。书面通知可以在部委定期的公报和政府网站上发布，可以向主要科研机构如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和高校发出邀请函。鉴于税收立法多以中央立法为主，各地参加者直接现场参加未必现实，那么可以开辟网页吸收意见，发表意见者必须留下真实姓名，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遵守基本的说理规范，其意见才被立法机关采纳。
第二，立法听证会召开。由书记员宣读立法听证会的纪律，由主持人宣布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当事人的名单以及工作单位和职务，介绍其他参加人，并询问回避事宜。立法机关介绍草案的内容，提出议题，并就有关问题接受参加人的询问。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围绕立法听证的议题发表意见。燃油的生产、进口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可以提供合理的模型，说明税收问题对其行业的影响。环境保护机构可以提供统计分析的数据，说明三种燃油的污染问题。科研机构合高校的学者可以提供国外的或历史上的理论成果及个案材料，帮助确定博弈的均衡点。听证参加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辩论。立法机关作最后发言。听证笔录经由各方参加人核对签字，并收集各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合证据。这一阶段，是立法听证的主要阶段，而立法听证的思想源于司法，司法程序当然可以予以借鉴。“审判型听证”将是税法立法听证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模式下，主持人和听证员完全独立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可以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包括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其他参加主体根据其代表的利益不同形成质证和辩论的双方。
第三，听证报告的公布。听证会结束后，主持人根据听证笔录，综合各方意见，作出听证报告，并将争议焦点和采信理由一并呈报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立法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向辖区公开；新闻媒体可以进行相关报道，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社会监督。
税收是公民与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共和国以收税人的姿态表明了自己的存在。” [12]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税收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特点要求税收立法实行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立法采纳听证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立法之际，分析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价值，将其引入税收立法，也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的一个议题。



注释
[1][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3] 参见汪全胜著：《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本文所使用的“政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而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泛指国家权力的存在形式
[5]黄凤兰、甫玉龙：《论立法听证的必要性》，载《求索》2003年第2期
[6]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3页下
[7]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8][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9] 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55-156页下
[10]参见[英]桑福德主编：《成功税制改革的经济与问题》第3卷，杨灿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另见董庆铮等编著：《税收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11]参见前引[5]，黄凤兰、甫玉龙文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合政〔2007〕4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第９１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将《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００七年五月八日




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居民基本医疗需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转发实施十二项民生工程配套文件的通知》（皖政办［２００７］１０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坚持属地管理、大病统筹、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和统筹安排的原则，以个人和家庭缴费为主，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为辅，实行医疗费用分担机制。

　　第三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在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以及市辖区农村居民都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校大学生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另行制定。

　　第四条　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管理和监督工作，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记录、待遇核定和基金管理等工作。
　　各区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辖区内居民参保登记工作。
　　教育部门负责在校学生的参保登记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和财政承担资金的筹集工作。
　　地方税务部门负责城镇居民个人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卫生部门负责制定并落实城镇居民就医优惠政策。
　　民政部门负责一类低保人员的身份确认工作。
　　残疾人联合会负责重症残疾人员的身份确认工作。
　　公安、物价、审计、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协同做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五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包括：
　　（一）参保人员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二）各级财政补助的资金；
　　（三）社会捐助的资金；
　　（四）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五）基金利息收入。

　　第六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标准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在校学生（含非本市户籍）及１８周岁以下非从业居民每人每年１１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３０元，省财政补助３０元、市财政补助４０元、区财政补助１０元。
　　（二）符合参保条件的城镇其他居民每人每年２０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１２０元，省财政补助３０元、市财政补助４０元、区财政补助１０元。
　　（三）市辖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２０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１２０元，市财政补助５５元、区财政补助２５元。
　　（四）享受一类低保和重症残疾人员每人每年２０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３０元，省财政补助３０元，市财政补助８５元，区财政补助５５元。

　　第七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标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可做相应调整。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标准需要调整时，由市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具体方案，报市政府批准。

　　第三章　参保缴费

　　第八条　符合条件的城镇居民以其户籍所在社居委或村委会为参保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和社会保障卡手续。其中，在校学生以学校为参保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和社会保障卡手续。
　　城镇居民参保时，须提供《户口本》和１吋彩色照片１张。其中，一类低保人员需提供《合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重症残疾人员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城镇居民参保登记时间为每年１月１日至５月２０日，逾期不予登记。

　　第九条　城镇居民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年度（当年７月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一次性足额缴纳，由参保单位代收并开具财政部门监制的专用收款票据。参保单位在参保登记的次月１０日前，到所在地地方税务分局缴纳。
　　城镇居民参保缴费后，在当年６月３０日前发生异地转移、死亡等情形时，其个人所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可办理退费；在当年７月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发生的，不予退费。

　　第十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在每年７月３１日前将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划拨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第四章　保障待遇

　　第十一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建立个人帐户，主要支付符合规定的住院和门诊特大病医疗费用。城镇居民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可于当年的７月１日至次年的６月３０日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按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具体规定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制定。今后国家和省制定新规定，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由个人和基金按照下列规定共同承担：
　　（一）参保人员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６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６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４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６０％。
　　（二）参保人员在二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４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４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５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５０％。
　　（三）参保人员在一级医疗机构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２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２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６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４０％。
　　（四）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或突发疾病在异地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６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６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３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７０％。

　　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患有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的，在１个年度内其治疗费用在６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６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５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５０％。基金年最高支付限额３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

　　第十五条　学生及１８周岁以下非从业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１０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城镇其他居民和市辖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５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

　　第十六条　参保人员因违法犯罪、斗殴、酗酒、自残、自杀，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赴港、澳、台及国外期间等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得从基金中支付。

　　第五章　就医管理

　　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因病需要住院治疗，可选择本市任何一家住院定点医疗机构，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参保人员不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治疗费用不得从基金中支付。

　　第十八条　参保人员因病需要转市外医疗机构治疗的，须经市三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提出，并报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批准。未经批准的，费用自理。

　　第十九条　参保人员在异地突发疾病，确需住院医疗的，应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且须在入院后３个工作日内与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联系，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不按规定办理手续的，费用自理。

　　第二十条　门诊特大病实行定点治疗，参保人员１个年度内只能选择一家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治疗。

　　第六章　费用结算

　　第二十一条　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大病治疗个人应承担的费用，由参保人员与定点医疗机构据实结算。
　　参保人员在异地住院治疗的，由个人全额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出院后１个月内，凭异地住院医院的住院费用结算清单、住院发票单据等，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结算手续。

　　第二十二条　定点医疗机构与参保人员结算医疗费后，属于基金支付的部分，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按规定拨付。

　　第七章　基金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单独核算，封闭运行，专项用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需经费由财政预算安排，不得从基金中提取。

　　第二十四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记息。

　　第二十五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实行基金超支预警报告制度。

　　第二十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基金收支管理，并接受市审计、财政、劳动保障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章　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符合城镇职工定点医疗机构条件，愿意承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医疗机构，可向市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申请，经市劳动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与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签定医疗服务协议。城镇居民定点医疗机构名单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认真核对参保人员信息，做到人证统一，严格掌握疾病入院指征和住院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符合入院指征的参保人员住院治疗。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规范记载参保人员住院期间的各项费用，及时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传递相关数据，并向参保人员提供住院费用“日清单”，建立医疗费用计算机自助查询系统。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参保人员因病确需使用自费的药品、诊疗项目及医用材料时，定点医疗机构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并签订《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病人自费项目知情同意书》。参保人员出院时，其住院期间医疗费用结算清单须经参保人员或代理人核实并签字确认。
　　定点医疗机构不得采取虚假住院、冒名住院、挂床住院、诱导住院、降低入院标准、虚开药物和诊疗项目、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以内的药品换成以外药品或其他物品、滥用药物等方式套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情形之一的，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其中违反第四款规定情形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还应拒付或追回所发生的相应费用，同时暂缓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拨付；情节严重的，终止医疗服务协议，对定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由主管部门给予相应行政处分直至降级、撤职。

　　第三十条　参保人员采取隐瞒、欺诈等手段骗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追回所发生的相应费用，并暂停当年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资格，暂停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本人承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以及工作失职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损失的，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追回损失，并由劳动保障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第三十三条　肥西、肥东、长丰３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