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238号
《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已经2011年9月20日市人民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郭金龙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应当遵守《森林防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组织和开展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宣传，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避险知识，提高全社会森林防火意识。
每年11月为森林防火宣传月。
第四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街道办事处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要求承担森林防火工作。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防火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承担本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森林防火有关工作。
第六条 森林、林木、林地及其林缘外侧一定范围内划分为三级防火区：
一级防火区是指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特种用途林地和千亩以上的有林地；
二级防火区是指一级防火区以外的成片有林地；
三级防火区是指护路林、护岸林、宜林地和农田林网。
防火区的具体范围由区县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并设置醒目的标识。
一级防火区为森林高火险区。
第七条 禁止在防火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施放孔明灯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第八条 在一级防火区依法设立企事业单位、开发旅游项目的，应当按照本市森林防火设施建设规范建设或者配备森林防火设施设备。本市森林防火设施建设规范由市园林绿化行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企事业单位、旅游项目开办者应当在企事业单位设立或者旅游项目开办至少30日前告知所在地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应当对其预防森林火灾提供指导和服务。
第九条 每年11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为森林防火期。其中，每年1月1日至4月15日为森林高火险期。
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期或者森林高火险期提前或者延后，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森林防火期内，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可以在一、二级防火区入口处设立临时性的森林防火检查站，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对进入防火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森林防火检查。
第十一条 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不得在防火区野外用火。
因防治病虫鼠害、冻害等特殊情况确需在防火区野外用火的，用火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用火方案和防火方案，经所在地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核、批准的时限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
需要在防火区进行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的，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活动方案和防火方案，报市园林绿化行政部门批准。市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二条 森林高火险期内，在森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第十三条 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者，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承担森林防火责任。
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制定森林防火方案，设置防火宣传牌、防火标识，营建防火隔离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防火设施设备及必要的交通、通讯工具，开展经常性的森林火灾隐患排查，组织和参加扑救森林火灾应急演练，落实森林防火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拆除森林防火设施设备、标识。
第十四条 森林防火期外，在森林、林木、林地开展生产性野外用火的，应当经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者同意。
森林防火期外，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者允许有关人员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开展野炊、烧烤等活动需要野外用火的，应当划定活动区域，设置醒目的用火界限，公示野外用火要求和注意事项，配备森林防火设备，确保用火安全。
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加强对用火行为的监督检查，预防森林火灾。
第十五条 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者配备的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和本市设立的生态林管护员，负责巡视、管理野外用火，及时报告火情，协助有关机关调查森林火灾案件。
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明确生态林管护员的防火责任区域，完善生态林管护员的培训、考核和奖惩等制度，加强对生态林管护员的管理。
第十六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被监护人的监护义务，防止因被监护人的不当用火引发森林火灾。
第十七条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有林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成立专业森林消防队。
专业森林消防队按照总队、大队、中队的建制设立。具体设立按照本市专业森林消防队建设标准执行。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灾，应当立即报警。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报警。报警属实的，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对报警人给予奖励。
第十九条 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接到森林火灾报警后，应当立即按照规定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由市和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按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统一组织和指挥森林火灾的扑救。
森林火灾主要由专业森林消防队扑救。专业森林消防队扑救森林火灾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一条 森林防火专用车辆执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速度、路线、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第二十二条 森林火灾扑灭后，专业森林消防队应当将火场交给火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在办理交接手续后，方可撤离。
火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员对火灾现场进行清理，看守火场，经区县森林防火指挥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撤出看守人员。
第二十三条 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组建专业森林消防队的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和市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应当分别为专业森林消防队员和从事森林防火的森林公安民警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需经费纳入本级部门预算。
鼓励组建专业森林消防队的国有有林企业、事业单位为专业森林消防队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四条 森林火灾造成森林、林木等森林资源损失的，损失鉴定由市园林绿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林业调查设计机构承担。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园林绿化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违法履行、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行政职责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行政问责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有在防火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施放孔明灯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行为的，由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事业单位、旅游项目开办者未按照本市森林防火设施建设规范建设或者配备森林防火设施设备的，由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拆除森林防火设施设备、标识的，由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接受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者对用火的管理、要求和检查，引起森林火灾的，由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引起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外，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条例》规定有法律责任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1989年10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9号令发布、根据2002年2月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92号令修改的《北京市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和1991年3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1年4月1日北京市林业局发布的《北京市林地防火区护林防火戒严期火源管制办法》同时废止。
未 成 年 人 之 死 的 法 律 思 考
广东法强律师事务所：丘国中
这是一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而又令笔者始终不能析疑的普通民事案件。鉴于本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特成文如下，与同行商榷。
一 、案 情 简 介
原告之一的王某于某天早晨9时左右带5岁的儿子去村医疗站接种疫苗。因医疗站等着接种疫苗的人很多，王某即将儿子放在医疗站门口，自行进了医疗让先去交费。交完费后出来找不到儿子，即四处寻找，后在医疗站的西墙边（被告刘某在此处利用农闲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出售，并将已做好的水泥窗框斜靠在该墙堆放，该空地为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发现儿子被窗框砸住，即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将窗框扶起，同时另一只手将儿子拖出后冲回医疗站求救。在医疗站门口由两位医生进行了检查并注射了强心针。此后不久死亡。现场的人将死者尸体抬回原告家里。原告在当天下午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自行将尸体收殓下葬。此后两月有余，原告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35260.45元，丧葬费4千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共计49260.45元。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因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而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7852.09元及精神损失费1千元。原被告服从判决，均未上诉。
二、 法 律 思 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 于 侵 权 的 认 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 、关 于 监 护 制 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监护责任的监时转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至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预赔偿”，实质上就是监护责任的临时转移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该规定仅是司法解释，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适用范围特定，因此应立法完善。关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虽有规定，但多是有关被监护人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本身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对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基本上是空白。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被监护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因此，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被监护人在法律上便连最基本的诉权也无法行使。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立法者设立监护法律制度的初衷。所以，在法律上有必要明确规定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被监护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而且应设立类似公诉机关的机构，以法律授权的方式确定其在发现监护人监护不力时能代表被监护人依照法律程序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的规定为基础，来把握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的认定。这有利于在法律上公平监护人和侵害人的责任。
(三)、 关 于 证 据 制 度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方法律意识不强，在其儿子被砸死后认为只能是自认倒霉，因此在发生意外后没有采取任何固定证据的措施。此后几个月后才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要求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从而使自己在庭审中举证造成极在的不便。笔者通过调查，也确信该死者是被窗框砸伤的，但作为被告方代理律师，笔者却以现该案在证据上存在许多缺陷。首先，原告方应当证明死者是被被告方的窗框砸伤这一事实。但原告方除了提供自己的陈述外，只提供了另外一人的证词，并且该两个证据之间有明显的冲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盖因现场目击证人均不肯作证。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能证实受害人被砸的事实，但原告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砸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本案中原告发现儿子被砸后，即跑过去一手将窗框扶起一手将儿子抱回医疗站求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导致死亡的原因起码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死亡确实是因被砸所致；二是医生在救治过程中不适当用药致死；三是死者因自身疾病或其它原因导致的死亡。法庭在没有权威的鉴定为依据的情况下简单地推断为机械性室息死亡，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为法庭认定死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事实与已查明的事实之间经不起科学的推理。根据现场参与抢救的两位医生和现场围观的群众的证实，死者当时全身软绵绵的，脸色苍白，全身没有任何的外伤或擦痕及出血点。笔者就此走访了本市的在关医学专家，并查阅了有关医学文献，了解到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外表征象一般表现为：“颜面青紫肿胀，皮肤和结合膜下有出血点，尸斑出现早，呈暗红色”。而本案中尸体上均无上述现象，可见认定窒息死亡与常理不符，难于成立。当然，笔者对有关证据进行分析，目的不在于论证本案的对与错，而在于结合本案所反映的现象对我国现行法定证据制度提一些疏浅的看法。本案中，无论是审判法官，还是笔者，都相信小孩被被告窗框所砸是事实。因为目击小孩被砸的有许多人，问题在于他们都拒绝作证或推说不知情。在发生这种情形时，法律却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我国法律只原则性地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规定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虽然规定了作假证的法律责任，但这一法律责任太轻，导致作假证的成本太低而使一些人在法庭上随意作假证（根据我国法律只有在刑事诉讼中作假证才构成犯罪，而在民事诉讼中作假证最多也只是司法拘留，而在司法实践中因在民事诉讼中因作假证而被惩罚的便更少）。这就便公民的作证义务形同虚设。此外，在越来越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今天，当事人和律师的取证的权利却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难于行使。因此笔者认为，应在法律上放宽对当事人和律师取证的限制。
作者简介：丘国中，男，1974年生，广东嘉应学院财经系教师，广东法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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