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 解 法 治
--葛洪义《法律与理性》反法治化思维解析
余上云
关于葛洪义教授《法律与理性》一书中消解法治论的表述，不妨从20世纪后20年我国法学研究情况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学界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就是"要法治，不要人治"。许多被人们所尊敬的法学界人士因为其勇于冲破禁区，大力倡导法治而成为时代的楷模。正是在这种风尚的引领下，法治不仅在随后的时日中名正言顺地建立起其治国方略的历史地位，更以其秩序及价值理念统帅法学思想，成为法律领域的绝对权威之一。然而，自90年代中后期，世界性的反现代思潮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一定范围知识上的垄断话语，并与传统非法律意识"内外勾结"，促使怀疑法治消解法治思维兴风作浪，逆流而动。这些反法治化思维的"动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以后现代思潮为首的法治解构以及反法治化民族情结理应得到充分的探究，以保证法治的权威地位。
一、法的现代性、理性与法治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参透到各个方面和领域，人们不仅用法律确认、维护、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试图用法律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正是法的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现代化是基于科学技术革命，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总体变迁，是特定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葛洪义）法的现代性因素，也就是现代法律的特征，主要有：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向社会公开；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上述八个法的现代性因素，概括起来说，就是理性化，或者说，法的现代性就是指法的理性化……一般认为法治化是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实际上也可以肯定，法的现代性就是法治的属性。"（葛洪义）
理性一词现在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它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则源于启蒙时代。狭义的启蒙通常是指从17世纪洛克开始，在18世纪的法国进入高潮，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弘扬理性，提倡科学，反对宗教，倡导确立世俗的人的崇高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也成为现代的核心概念。关于理性，必须提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笛卡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但他从"笛卡尔式怀疑"出发，在寻找作为哲学研究推理前提的公理的过程中，确立了人的理性思维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提出：绝对确实可靠的公理、原则在传统的经院哲学中找不到，从前辈流传下来的见解中找不到，感觉到的东西也不能提供公理，甚至数学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许多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的、确实的东西就是我怀疑或者我思维，怀疑的存在意味着怀疑者的存在，思维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着的东西，由此，他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理性思维的至高性。我们知道，法治作为一种实践，是西方近代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是西方知识论文化背景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则主要是理性主义的结晶，因此，法治正是法律意义上的理性统治，正如韦伯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理性化和解除魔咒的过程一样，法的现代性其核心在于理性，而法治正是理性的特定产物。
然而，正是理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深刻的人文矛盾。用理性解释一切、评价一切、规范一切的结果，是建立起来了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与知识体系，它在带来工业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思想的严重封闭，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焦虑、分裂，导致了对现代的痛苦反思--学术界称其为"现代性危机"--并催生了以"粉碎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复杂的民族性与自我封闭的偏狭趁此机会也大兴风浪，以对法治情绪的表里不一与为自身利益的投机取巧为实质而繁衍出一系列"畸形"的"法治"现象。
二、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消解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要不是指一种时代意义上的历史时期，而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后现代思潮仍然是19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对工业化所开辟的现代文明的批判的继续。"现代性危机"的发生激发了解决危机的热情。贝克在此基础上把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的现代化与反省的现代化。简单的现代化肢解了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反省的现代化瞄准的则是传统的现代化所勾勒的工业社会图景，意图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试图用理性自身的力量克服理性的难题，以解决"现代化性危机"。与此不同，后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侧重于解构理性，张扬非理性，以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应对"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思潮迫使我们在对自己以往的确信进行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在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学术语言和看似轻松的游戏方式解构、消除、反讽理性和一切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显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建筑工艺、哲学等领域的新思潮或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甚至可能带来相当富有成效的结果，但它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将起着颠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法治理念的作用。
关于后现代思潮与法治的对立，是通过后现代思潮倾向于与理性彻底决裂而决定的。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性的告别，必然表现为与合理性的决裂，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非理性主义。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相适应。有人甚至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至今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理性的死亡却是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的标志。后现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就是作为"统一"和"整体"之根源的理性和它的主体"被粉碎的时代"。具体而言，后现代思潮又是如何宣告与理性决裂并消解法治的呢？
后现代思潮与理性的决裂集中表现在后现代思想家所共享着的一种被称为"流浪者的思维"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学者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这些特征正好是流浪者"四海为家而永远不在家，对他而言，无家存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其为家"存在状态的反映，流浪者流浪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摧毁界限的过程，后现代思维正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为特征。现代思维就是我们称之为知识论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强调一种主体性的观念，即人是自然的解释者或宇宙的观察者，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成为"科学的"，诉诸于精神的方法而非权威，而这种论说的成立，必然依赖主客体两分的思维范式。按席沃尔曼的概括，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思维特征看，"后现代思维涉及反思--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
消解法治，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必然。众所周知，根据我们习惯的划分方式，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和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两大类。在所有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中，法律都已经被价值化，即从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结构中，选定前项为立足点和价值根据以设定并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法律图式；分析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则竭力否定价值判断，猛烈批评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模式。但是，法律思维中无论是经验归纳的方式还是理性演绎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也就是都必须为法律寻求一个合法性根据，因此，法律和法治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支点，以使法律和司法具有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现代法治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而后现代思潮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对于后现代法律理论来说，法律并不存在一套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确定的内容和使其正当化的根据，所以，法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化的规定性。将法律建立在某种确定的根据基础上以使其正当化，不过是现代理论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连同作为其知识背景的宏大叙事都是一种神话。
在后现代法律理论中，批判法学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抨击极具代表性。批判法学又称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兴起于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其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确定的，某一案件适用什么法律规则，确认哪些事实，完全是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选择，没有客观性。法律推理并不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而是穿着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法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中性的那样，法律使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观念合法、正当化，把有政治倾向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第三，法不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产物，而是阶级统治的偶然产物。法是政治的，是不同社会力量、阶级和个人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完全没有必然性可言。批判法学重要代表昂格尔认为，现代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法律秩序、法治是现代性的观念反映，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个矛盾是传统政治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无法克服的，显然，昂格尔借此将现代法治从思想根基上瓦解了。
总之，后现代思潮隐含着突破、破坏、解构法律的合法性根据的基本理论倾向，其结果无非就是彻底动摇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结构。后现代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法治神话的破灭，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颠覆使本来就缺乏法治基础的我国法治建设雪上加霜。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理论阐释与文化积淀，以夯实法治基础，却在后现代思维中发现我们寄予厚望的法治理念乃是一个行将破灭的幻想，这岂不令人沮丧？正如蓦然发现正在审理一件复杂案件的法官其实对法律一窍不通一样，那种被审判权威迷惑的心绪将会出奇失落。
三、"现代"情结对法治的阻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最贴切的诠释，或许也是对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和愿望的最贴切的诠释。从中国和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常常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葛洪义教授看来，民族性固有的难以避免的偏狭所导致的现代化的普遍诉求，自始就多少是不情愿的、痛苦的、悲剧性的，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法律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这种现象即为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葛洪义教授认为，在这个现代情结的基础上，既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又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所以，中国法的现代化过程和方式中携带着一种反现代的精神力量。这种现代情结集中体现为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以及行为处事的"熟人"意识。
在中国，内与外的差别是思想的前提。内外有别意味着内外界限分明，内是自己的地盘，在"内"的都是自己人；外是别人的地方，外人则是自己之外的人。外人有时候是客人，自然要对其以礼相待；有时候是豺狼，迎接它的当然是猎枪。在判断事物、事件、意见时，这个界限意识也是非常清晰的，判断首先区分的是其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在内，则凡事可容，在外，则本能地抱有警惕性，且美其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思维模式显然不是理性的，而带有深刻的情绪化倾向，尽管在民族存亡、生死大义上不妨明确区别对待，厚此薄彼，但当这种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上升为习惯并得以泛滥，这却是从一种品德转化为恶习。内外有别的泛滥，必然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形成"熟人好办事"的"熟人"意识。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在法律思想领域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
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界限意识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因为这种区分自然也包含着合理性，但是西方国家中没有中国这样根深蒂固的界限意识。西方人不关心，至少现在不很关心地域、血缘的种族界限，更不会竭尽全力地刻意维护自己的家国边界，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使用一种合理的方式，界限就可以不再是界限，这显然不同于讲究家族本位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崇尚个人本位，西方人最牢固、最顽固的界限是理性，这也是罗马法能够成为欧洲大陆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因。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及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制度一直是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是对界限意识的反抗。虽然现在西方学者也讲要超越界限，但这里要超越的是知识论传统上的理性的界限。中国法的内外界限意识，是一种民族国家伊始迄今尚未真正法治化的反现代情绪。不过，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在鸦片战争前后才经历重大挑战并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历史在清朝前期以前乃是相对进步的、文明的历史，但鸦片战争却使"东方大国"的尊严荡然无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大思考之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重要的突破口。清末修律正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尝试之一。
清末修律的出发点在于外在压力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出于对尊严的维护与本能的反抗情绪，清末修律及其后的法律移植都颇具"怪相"：一方面学习他国法律，从法律的表现形式到法律的实质内容表述都接受外来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对他国法律和法律理念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念念不忘张扬自身，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土资源。这副"怪相"似乎正符合不盲从的理性思维，但其潜意识却是对西方的抵触乃至敌识，这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西方试图凭借其先进科技"融合"中国，中国人在心理上却加强了边界意识；现代化本身是普遍主义的，但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强化了自己的精神界限。这种"内""外"的斗争或许将使中国现代化法治独具特色，但内外界限的矛盾却在微观上消解了法治。
在葛洪义教授看来，在前现代和后现代双重压力下，中国法一直处于寻找根据而在现代思想背景下难以找到牢靠根据的无家可归的思想状态。或许，"无家可归"下的"四海为家"将使中国法治更具包容性。而倘如此，消解法治的后现代思潮与民族情结将应验荷尔德林的名言--"危险孕育拯救的力量"。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 余上云 401220
（ E-mail:sy77yu@163.com）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农科教发[200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林、农牧)厅(局、委员会)，湖南省农村工作办公室，黑龙江、广东、海南、云南省农垦总局：
为进一步办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加强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工作，现将《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一五”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各地要切实加大对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发展的指导力度，加强条件建设，充分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一五”发展规划
为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充分发挥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优势，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特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成就和面临的形势
“十五”期间，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坚持“四个面向、四个服务”的办学方向，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教育培训取得丰硕成果。开展实用技术培训5100万人次，绿色证书培训和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1000万人；引导性培训782万人，其中职业技能培训355万人，转移就业257万人，另有7万人通过培训鉴定，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中高等职业教育招生64万人，毕业62万人，农广校学员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体系和条件建设得到加强。依托各级农广校建立了1744个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加强项目储备，建成拥有独立主站和335个接收小站的卫星远程教育培训网络；为基层农广校配备了150辆农业科技入户直通车；新建了2100个农民科技书屋和6000多个农村“大喇叭”广播站；建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建成统一域名的33个省级农广校互联网站；开发了农业技术短信服务系统，形成具有5.3万条信息的数据库。
（三）资源开发和传播能力有新提升。编辑出版和引进文字教材400种，发行文字教材450万册；制作广播教学节目600种，500小时，播出8万多小时；制作电视教学节目600多种，近2000小时，播出10万多小时；承担并完成了中组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制作任务的1/4，占播出节目总量的30％；发行教学录音带60万盒、VCD光盘320多万片；发行《农业广播电视教育报》168期200多万份；发行《农民科技培训》杂志48期70万册；在“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发送了大量农业实用技术、政策和致富信息资源。
（四）办学渠道和功能进一步拓展。配合中组部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与部队合作，在现役军人中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与计划生育和林业部门合作，在基层计生人员和林业职工中开展中专学历教育；与扶贫开发、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合，对贫困农民、青年农民和农村妇女等进行技术培训。
（五）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继续加强。实施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农业和乡村发展远程教育技术援助项目，接受国外捐赠建设农广校卫星远程教育培训系统，选派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到国外学习培训，开展双边合作研究。此外，还积极开展农民教育理论研究，为新时期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和农民培训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作为农民教育培训的专业机构，农广校整体办学基础还比较薄弱，办学条件还难以满足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需求。此外，新形势下农民教育培训的多样化需求也对农业广播电视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农广校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任务。进入“十一五”，党中央、国务院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重大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培养新型农民的工作要求，连续3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做出了重要部署，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事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二、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培养新农民、服务新农村”为己任，紧紧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以培养“双师型”教师为基础，加强队伍建设；以发展数字化技术为重点，加强条件建设；以满足农民需求为目标，加强教学资源建设；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重点，建立有序高效的办学机制。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目标任务
有组织地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6000万人次，绿色证书和专业农民科技培训1000万人，提高农民的科学种养水平，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导性培训1000万人，技能培训500万人，职业技能鉴定10万人，提高农民的法律、安全和维权等意识，增强转岗转业的职业技能；培养中高等职业技术人才80万人，使接受教育的农民既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制作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广播电视节目4000小时，出版发行农业科技录音带80万盒，光盘500万张。力争50%省级农广校和1/3地县分校有广播电视节目播出时段，播出总时间达到20万小时。新建5000个农民科技书屋和5000个农村大喇叭广播站。
加快办学条件建设步伐。提高中央校和省级学校教学资源制作和传播的能力，增强县级学校接收教学资源和辐射的能力，加强村级教学点建设，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建立满足需要的专兼职农民教育培训师资库。
积极承担各联合办学单位的农民教育培训任务，成为联合办学单位工作向农村延伸和为农民服务的有效载体。
三、实施重点
（一）大规模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积极承担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以村为单位，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开展以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培训。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推进绿色证书进农户、进军营、进中学，做大、做强绿色证书品牌。大力推进培训教师进村、媒体资源进村、人才培养进村，建立新型农民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充分运用广播、电视、卫星网络、互联网络、农业科技入户直通车等手段，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农业技术，传播致富信息。
（二）深入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积极开展以权益维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和劳动安全与卫生等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引导性培训。以就业为目标，市场为导向，按照“七个一”模式，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培训需要，加强引导性培训和技能培训教学资源建设。积极承担“阳光工程”和扶贫开发、移民等部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严格执行项目制度，努力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三）加快培养农村实用人才。重点组织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进一步下沉中等学历教育工作重心，将教学班延伸到乡村，就地培养村级带头人、种养加能手、能工巧匠、经营能人和乡村科技人员；科学规划中等学历教育专业架构，加强教学环节管理，完善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稳步推进中专后继续教育，重点抓好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质量监控和政策落实，争取中专后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相衔接；进一步办好联办、自考助学和网络教育等类型的合作高等教育，规范教学，提升质量。
（四）有效提升农民教育培训能力。依托农民科技培训“三级平台”建设，使中央校和省级学校成为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媒体资源制作与传播平台，使一批县级农广校成为手段先进、适应需求、灵活高效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辐射平台。举办各级校长和师资培训班，开展教学评比，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明确教师岗位要求，推行持证上岗。聘请有关专家和农技人员为兼职教师，扩大教师队伍。
（五）切实加大教学媒体资源开发与传播力度。争取项目和资金投入，充实和改善教学媒体资源建设条件；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提高媒体制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强与有关媒体制作单位的合作，引导其积极参与农民教育培训教学媒体资源建设；加强选题论证工作，提高教学媒体资源的针对性，大力开发品种齐全、数量众多的各类教学媒体资源。拓宽教学媒体资源传播渠道，增加地方各级电台、电视台播出时间，强化卫星网络和互联网络的传播能力，提高教学图书、VCD光盘等发行数量，满足农民对教学媒体资源的多元化需求。
（六）主动承担联合办学单位的农民教育培训任务。积极参与由农业部和中国科协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大力开展农民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和科普宣传，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按照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要求，加强政策法规、经营管理和实用技术三个方面的教学资源建设。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接收站点管理人员培训，提供技术支持服务。配合组织和人事部门，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与部队合作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和科技服务行动，提高部队农副业生产水平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参与扶贫开发，在贫困地区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农民增收致富能力。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办学政策，争取工作支持，创造事业发展有利条件。贯彻中央和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关于办好农广校和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有关文件与指示精神，争取把农广校建设作为农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办学体系，改善办学条件；支持农广校远程教学手段和实训基地建设，不断提高教育培训、技术推广、科学普及和信息传播能力。积极争取国家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资金的支持。争取各级政府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优惠和经费投入，争取将办学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民教育培训事业，争取多渠道投入，为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二）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办学体系，巩固联合办学工作机制。在机构改革中，保持农广校系统的完整性。加强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职能建设，使其成为连接农民教育培训行政主管部门与社会教育资源的桥梁和纽带。建立健全各级农广校领导小组，加强对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工作的领导。积极争取各联合办学单位的支持，充分发挥联合办学优势，加强沟通联系，形成政府统筹、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农民教育培训质量。深化教学改革，调整学历教育专业结构，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一村一品要求的课程体系，加强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吸引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继续推行“双证制”，提高学员的就业能力。继续办好中专后继续教育，稳定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农业广播电视教育评估体系，开展督导和评估，对评估不合格和不具备教育培训条件的农广校实行警告制度。
（四）开展调查研究，扩大宣传交流，营造事业发展良好环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农民教育培训的基本情况，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把握农民教育培训和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加强农村远程教育教学研究，提升理论研究水平。宣传远程教育在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扩大农广校的社会影响。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对外交流，学习借鉴国外远程教育和农民教育培训方面的成功经验，积极争取国际合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