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商务部 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 公安部等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商秩发[2011]4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
近年来，零售行业发展迅速，对搞活流通、改善民生、引导生产、扩大消费发挥了积极作用。零售商供应商合作关系总体趋势向好，但一些大型零售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多种名目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加剧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不公平交易，增加部分供应商经营成本，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且易滋生商业贿赂。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交易，促进零售业健康发展，依据《合同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经国务院批准，自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五部门在全国集中开展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如下：
一、清理整顿的范围
清理整顿主要针对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向供应商违规收费的超市、百货店、电器专业店等大型零售企业（以下称零售商）及其下属门店。零售商主要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集团）：
（一）最大单店营业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含）。
（二）门店数超过20家（含）。
（三）2010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含）。
不符合上述条件，但供应商反映其存在违规收费行为的零售商，可由省级商务、发展改革（物价）、公安、税收、工商等部门研究纳入清理整顿范围并报国务院有关部门。
二、清理整顿的内容
买断经营的零售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进销差价，出租柜台的零售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租金，代理销售的零售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代销费。根据有关规定，零售商可以收取促销服务费。在以上费用之外，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其他所有费用均应纳入清理之列。在清理过程中，要首先区分收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合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是否全额用于向供应商提供相应服务，凡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均应予以整顿。
（一）规范促销服务费。促销服务费是指依照合同约定，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应事先征得供应商同意，订立合同，明确约定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期限以及收费的项目、标准、数额、用途、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要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收费后应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供相应服务，不得擅自中止服务或降低服务标准。零售商未完全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零售商应将所收取的促销服务费登记入账，向供应商开具发票并按规定纳税。
（二）禁止违规收费。零售商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向供应商收取的合同费、搬运费、配送费、节庆费、店庆费、新店开业费、销售或结账信息查询费、刷卡费、条码费（新品进店费）、开户费（新供应商进店费）、无条件返利等均属于违规收费。重点禁止违规收取下列费用：一是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的费用。二是向使用店内码的供应商收取超过实际成本的条码费；或者在商品供应商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商品条码并可在零售商经营场所内正常使用，但零售商仍向商品供应商重复收取的店内码费用。三是店铺改造、装修（饰）时，向供应商收取的未专门用于该供应商特定商品销售区域的装修、装饰费。四是与促销无关或超出促销需要，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合并等为由收取的费用。五是要求供应商无条件提供销售返利，或者约定以一定销售额为返利前提，供应商未完成约定销售额须返还的利润。六是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三）落实明码标价。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任何费用，均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码标价。明码标价的形式，可以是标价牌、价目表、价格（收费）手册或者电视显示屏、电脑查询、多媒体终端等；明码标价的内容，应包括收费（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价格）、收费条件等。没有明码标价，或者收费项目、标准、金额等与明码标价不一致的，均应予以清理整顿。
三、清理整顿的步骤
成立由商务部牵头的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以下简称部际协调小组），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参加，部际协调小组日常工作由商务部承担。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建立相应由商务主管部门牵头的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协调小组，制订本地区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动员部署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于12月30日前报部际协调小组。各省（区、市）协调小组每周向部际协调小组报送工作进展情况，部际协调小组定期向国务院报送简报。
（一）自查自纠。零售商要对照清理整顿的内容，对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向供应商收费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如实填写自查自纠表（见附件1）。零售商自查自纠结果由其企业（集团）总部于2012年1月15日前向总部所在地的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于1月18日前报省（区、市）协调小组，省（区、市）协调小组于1月20日前报部际协调小组。自查自纠情况随时向社会公布。
（二）联合检查。2012年2月至4月，各省（区、市）协调小组组织商务、发展改革（物价）、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检查表见附件2），总体情况于2012年4月30日前报部际协调小组。检查要覆盖本辖区符合清理整顿范围条件的所有零售商及门店；对跨省（区、市）经营的零售商，检查期间要与其总部所在地的协调小组密切沟通。对检查中发现自查不到位的违法违规问题要从严处理，对发现自纠不到位的要严格监督整改。各省（区、市）协调小组要广泛听取供应商意见，接受对零售商涉嫌违法违规情况的举报并及时查处。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组织联合检查组，选取重点企业进行联合检查；适时派出联合督查组，督查重点地区工作进展情况。
（三）严肃整改。各省（区、市）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整改监督指导，收取使用促销服务费不符合规定的要加以规范，违规收取的费用要责令返还，未明码标价的要监督落实，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对涉嫌犯罪的要将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对重点地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组织第二次联合督查，督查清理整顿工作情况。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有关整改结果。
（四）建章立制。各省（区、市）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分类梳理清理整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统一上报部际协调小组。部际协调小组汇总分析成员单位和各省（区、市）协调小组反映的问题和建议，提出引导企业改善经营发展方式的制度措施，推动完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各省（区、市）协调小组于2012年6月20日前向部际协调小组报送本地区清理整顿工作总结，部际协调小组及时汇总有关情况，向国务院上报整体工作总结。
四、清理整顿的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工作责任。部际协调小组负责统一指导全国清理整顿工作，积极协调督导，认真检查总结。各省（区、市）协调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和组织本地区清理整顿工作，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抓好组织实施，及时报送工作进展。
（二）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力。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整体组织协调，牵头组织约谈零售商和规范促销服务费工作。发展改革（物价）部门负责加强市场价格监管，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和价格垄断行为，牵头负责清理整顿未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的行为。税务部门对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零售商开展税收检查，并依法予以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商业贿赂、促销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同发展改革（物价）部门清理大型零售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违规收费的行为。公安机关对涉嫌商业贿赂及其他经济犯罪行为及时立案侦查。各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发现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案件，行政执法部门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充分发挥零售商、供应商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公平交易。
（三）加强宣传，强化社会监督。部际协调小组将通过行业协会等机构组织符合条件的零售商积极参与，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并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件，震慑警示违法违规行为，宣传工作成效，形成良好工作氛围。部际协调小组专设举报投诉渠道,接受企业和个人的举报投诉，电子邮箱:qlzd@mofcom.gov.cn；邮政信函: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市场秩序司，邮编100731；电话：010-85093316。各省（区、市）协调小组也要设立举报投诉渠道并向社会公布。对于举报投诉发现的线索，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要根据分工认真核查，属实的要严肃查处。
（四）完善法规，建立长效机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在开展清理整顿工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研究完善规范大型零售企业违规收费的制度措施，推动零售商供应商建立公平的交易关系。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要从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违规收费工作入手，深入研究清理和规范流通环节所有不合理收费问题。
附件：
1.零售商自查自纠表
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112/1324891554500.xls
2.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联合检查表
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112/1324893829947.xls
3.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条文
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112/1324892164862.doc
民事诉讼中引入诚信原则浅议
胡启凤
(湖南省芷江师范学校，湖南芷江 419100)
[摘 要] 民事诉讼法中引入诚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修正对抗制诉讼法模式的过头之处。诚信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普遍性原则，已经内化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成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指针。我国民事诉讼法不仅有必要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而且还需要规定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将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本文拟就民事诉讼中如何引入诚信原则阐明了笔者的观点并提出了实施措施。
[关键词] 诚信原则 民事诉讼指针 滥用诉权 法律措施
Negotiation of good faith in common pleas
HuQi－feng
(Zhijiang Normal school of Hunan, Zhijiang Hunan 419100)
[Abstract] Introducing the good faith in the code of civil law is the purpose of amending the contradiction of civil law which over reach range .It’s the fundamentel that good faith principle has been in civil law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terred in proceeding .It’s the mayor point. of civil Iaw proceeding In our country it’s necessary to be way of the funda ment, but also to be true on ruling a series of system and rul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pleas how to import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writer clarified the viewpoint, meanwhile, being the executive measure.
[keywords]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point of common pleas Abused of the litigious right Law measure
一、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的缘由及其各国立法之异同
《庄子·渔父》中所载的“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周易·乾·文言》中所言的“修辞立其诚”，古人信奉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信”等都是指人们的言论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由此认为，“诚信”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支柱性准则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将“诚信”这个道德范畴转引到法律当中，使之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从而实现了所谓的“道德规范法律化”。
我国民法学研究表明，诚信原则乃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诚信契约是与严正契约相对而言的，在严正契约中，当事人只须严格依契约办事即可，无须承担契约文字以外的更多的义务；而诚信契约则不同，当事人除需要依契约的文字承担相应的义务外，还需要承担该契约中未加明订的补充性义务，而这种义务是依赖当事人按诚实和善意的要求履行的。在由此所发生的诉讼中，也即诚信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对当事人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职权化的调整，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抽象理念。可见，诚信原则最早发生在实体法中的合同领域，其目的不仅为当事人履行其合同义务课加额外的诚信义务，同时还据此赋予法官对实体问题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又是对立统一的。
萌发于古罗马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现代社会，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丰富，它越出债法领域，扩及到了所有的民事法律部门，以至于许多国家民法均开宗明义地将它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就确立了该原则的基本规范地位，其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此来看，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已得到完全的确立。
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前者要求当事人权利不得滥用，后者则意味着承认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可见，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在本质上乃是交易道德的基础和利益平衡的结合，它具有行为准则和裁判规范的双重权能。就规范的性质而言，诚信原则对当事人乃属义务性规范，它要求当事人按诚信的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法官以此对裁判结果予以具体的平衡，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就当事人而言，诚信原则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准则；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既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义务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其平衡各种诉讼利益的基准。这种诉讼利益的平衡状态一旦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而受到影响，法官则需依诚信原则对这种扭曲了的诉讼利益关系进行矫正。
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然对当事人起行为准则的作用，而对法官起裁判规范的作用，那么，其规范的主体自然包括当事人和法官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当事人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裁判阶段，因此，实体性的诚信原则是跨领域而发挥作用的，在时序上有着严格的先后性。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则仅仅在诉讼程序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诉讼程序产生前以及诉讼程序结束后，它都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不仅如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除继续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行为关系外，还调整法院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此外还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的诉讼活动起调整作用。因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在规范的主体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从国外诉讼理论以及相关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一般仅及于当事人，最多涉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往往不扩及于行使审判的法院。将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扩展到法院，使之成为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个约束原则，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笔者认为，在规范主体上将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作融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必要的，这不仅因为法院需要借助诚信原则对诉讼利益关系作出动态的平衡，同时从司法监督机制上说，也需要利用诚信原则对法院恰当地行使审判权予以规范和制约。对当事人而言，其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仅仅限于实体法律利益，对法院而言，其违反诚信原则所损害的客体则既有实体性利益也有程序性利益。其实体性利益表现在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必定会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者会使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其程序性利益表现在，由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而这种损害的后果依法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补救或纠正。可见，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既规范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又调整法院的民事审判行为，违反它所侵害的法律利益主要表现在实体利益，但也会间接地损害诉讼利益。例如，对当事人来说，如果一方违反诚信原则，主张了虚伪的事实并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对该事实进行了证实并由此取得了胜诉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诉讼公正直接受到损害，但同时其实体利益也遭到了间接的影响。又如，对法院而言，如果法院违背诚信原则作出了突袭性裁判，使当事人觉得此裁判结果的形成不可信赖，则法院的此种行为便损害了当事人所应当具有的诉讼结果可预测性的诉讼利益。同时，由于法院作出了突袭性裁判，当事人原本可以提供的诉讼资料或证据材料由于预测的实体结果的正确性，这又使其实体利益存在着间接受损的潜在可能。可见，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甚至是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结果不仅直接地损害了诉讼利益，而且还连带地或间接地影响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的实现或保障。
民事主体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权利或履行实体义务，此时所产生的后果是实体法上的责任，如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等等；法官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上的裁量权，此时所产生的后果乃是判决被改变或撤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家赔偿责任或对法官个人的错案责任追究等等。但是违反程序法上的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复杂得多了：首先对当事人而言，如果其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则不仅能有可能导致程序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承担诉讼费用、被裁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等等，同时还会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侵权责任等等，如果情节严重，则还可能产生刑事法律上的责任，如伪证罪、妨碍司法罪等等。其次对法院而言，如果法官违反诚信原则，则可能导致因程序严重违法而被宣布审判无效，从而引起发回重审或再次审理的诉讼后果；情节严重者，也可能会因为被认定为错案而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或错案责任之追究。最后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而言，他们若违反诚信原则而实施诉讼行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会导致相关的诉讼行为被宣布为无效，如证词无效、鉴定无效或翻译无效等等；此外，对他们实施这种违反诚信的行为，法院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对他们施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等，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民法中的诚信原则能否延伸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并成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呢？对此，大陆法国家的学者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日本学界在战后对于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信原则是持反对态度的，其理由主要有这样几条：第一，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客观地适用明确的基准、遵循具体的规范。第二，具有诚信原则的价值判断已具体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因而无需在此以外再规定一条抽象的诚信原则，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诉讼是当事人之间对立性抗争活动，只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规则之上再加上一条伦理规则。但是，民事诉讼立法的实践为这种争论给出了答案，并划上了句号。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这可以看作是真实义务的立法先河。该法并且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我国解放前1922年《民事诉讼条例》也借鉴了此法例，规定了诚信原则：“当事人故意陈述虚伪之事实，或对他提出之事实或证据故意妄为争执者，法院得科以300元以下之罚款。”日本1996年新《民事诉讼法》第2条则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统帅一切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同时该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大量的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内容，作为对诚信原则在具体诉讼环节上的落实和体现。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其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当事人应遵守善意原则；当事人尤其不应提出违法请求，也不应陈述与真相不符之事实、声请，采取纯属拖延程序进行之措施及不给予上条规定之合作”；其第10条规定了扩大理解原则：“所有诉讼参与人均负有相互间行为恰当之义务，而律师与法官之间有以礼相待之特别义务；当事人于文书或口头陈述中不应在不必要或不合理之情况下使用侵犯他方当事人名誉或名声之言词，或使用不予有关机构应受尊重之言词。”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定诚信原则，但其第5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这三大诉讼义务，实际上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尤其是第一项“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理论上把它解释为“诉讼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而权利不得滥用乃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依此而言，应当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确立了诚信原则的。其他的明显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具体内容亦为数众多。由此看来，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已经在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中所确认。
二、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确认诚信原则
前已述及，诚信原则由伦理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再由民法中的法律原则演化为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说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和必然产物。那么，原本作为私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能够在民事诉讼这一公法领域发挥作用呢？
第一，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要规定诚信原则，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和民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或一脉相承性。马克思论断：“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应当具有相同的内在精神，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如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则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就不可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和贯彻。这是由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决定的。因为，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信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后一个功能是对法官而言的，不属于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因而与民事诉讼法不直接发生关联。但前一个功能直接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相关，因而与民事诉讼发生联系。如果前者不能扩及于后者，则前者所具有的功能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若在解释论上涵盖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那么，从立法的一贯性和体系性上着眼，必然要在立法上认可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这种诚信要求乃是从民事实体法上直接转承而来，而非属民事诉讼法上的独创。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实体法的保障功能以及隶属性质。
第二，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诚信原则并不是在任何一种诉讼模式中都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的。就职权制模式而言，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诚信原则主要是针对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来说的，其对当事人的规制意义较为微弱。而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审判制度所要求的，是由审判法或法院组织法来规范的，因而民事诉讼法对此可以不具有必然性。事实上，诚信原则乃是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抗制诉讼模式的预先存在是诚信原则赖以生成的逻辑前提。在对抗制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是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当事人的诉讼对法官的审判权具有最大限度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当事人拥有最大范围的诉讼权利，当事人自治和当事人控制是该诉讼模式的基本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当事人在拥有充分诉讼权利的同时，其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现象。滥用诉讼权利，不仅容易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而且也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性，同时对诉讼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为了克服此种诉讼弊端，现代国家的民事诉讼都不约而同地引进了本属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结果，乃是减缓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了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例如在德国，人们已不再把民事诉讼视为当事者之间对立抗争的关系，而是将其作为协同关系来把握并使这种思想渐露头角，造成所谓债权法上概念的信义原则与诉讼发生了结合。可见，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其目的主要在于纠正当事人主义的过头之处，使诉讼程序的过分事人化倾向得到遏制。但这种遏制并非简单地向职权制模式回归，而是通过强化当事人诉讼义务的途径使当事人主义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到了这里，人类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充分地表现了其自身规律和辩证逻辑。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中的确认，所造成的结果绝不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增减，而是一个新型诉讼模式的诞生，因而，其意义乃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反映了诉讼文明在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要求。
三、违反诚信原则，滥用起诉权。
滥用起诉权从滥用者主观状态来看有程序不同的各种表现，而不是全然一致的。具体地看，滥用起诉权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欺诈性诉讼。欺诈性诉讼是原告在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的基础上提起的诉讼，其目的是借助诉讼技能获得法院的信赖，从而得出满足其诉讼请求的胜诉判决。它既可以表现为原告针对被告恶意串通，共同实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诈欺性诉讼行为。可见，欺诈性诉讼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只不过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向作为被侵权者的相对方当事人实施侵权行为，而是通过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来助成其侵权行为。如果将通常意义上的侵权行为看作是直接的侵权行为的话，那么，欺诈性诉讼则属于间接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单一的法律客体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别的是，欺诈性诉讼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而且还侵害了诉讼程序中所必须具备的司法权威性，司法机构的信誉和尊严受到了挑战，诉讼中应有的公正价值基础和效率价值等等都受到损害。因此，欺诈性诉讼所产生的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应受民事侵权行为法的调整，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使之产生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妨碍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应对行为实施者施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同时由其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以及对方当事人为应对此等诉讼所花费的合理费用，此外，情节严重的，对其伪证行为还应以构成伪证罪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刑法中应增加民事伪证罪的罪名。我国台湾省曾有一判例涉及到欺诈性诉讼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在该判例中，某人知其不享有该支票权利，但他竟以该支票影本取得支付命令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此认为，该欺诈行为是为了故意不法侵害对方的权利，应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受侵害者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德、法、英、美等国均认可此种滥用司法救济的侵权责任。应当指出的是，欺诈性不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后者所侵害的客体不涉及正常的司法秩序，同时诈骗行为也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实施的，对方当事人一直处在被蒙骗的心理状态，因而与诈骗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不同。但是，欺诈性诉讼不仅虚构了事实，而且还伪造了证据，这种为审判权的行为设置了客观上的障碍，审判权出现了错误行使的实际风险。这就与单纯虚构事实，法院不会认定该虚构事实的存在，从而也就不会判决满足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虚构事实的目的未能达到。这种情形下所产生的后果一般不应扩及于刑事犯罪领域。可见，对欺诈性诉讼的构成来说，它不仅要有实际的诉讼行为和故意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键的还要有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客观行为，至于其诉讼标的额有多大以及能否得逞，则仅属情节问题，原则上不影响诸法律后果的形成。
2、骚扰性诉讼。骚扰性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出诉讼，以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给被告带来名誉上的损伤为目的的诉讼行为。骚扰性诉讼与欺诈性诉讼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骚扰性诉讼在心理状态上并不以追求胜诉的后果为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另一是在骚扰性诉讼中，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自己的陈述外，他并不制作虚假证据。这一点与前一点是相连的，因为原告本身并不以获得胜诉为目的。比如，原告为作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宣告作出被申请人的被告企业为破产企业的申请。该申请要得到法院的接受和认可，必须要具备被申请人存在破产原因这一条件；如果不具备该一条件，法院则拒绝作出宣告被申请人破产的裁定。但虽然如此，被申请人的商誉可能会因此而遭到极大损伤，就这一点而论，申请人目的也达到了。这就是典型的骚扰性诉讼。再如，一个公司员工因不满公司经理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在该诉讼中，原告除自己的陈述外别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所控行为。这便有可能构成骚扰性诉讼。当然，不否构成骚扰性诉讼，尚需要提供证据对原告恶意诉讼的心理状态予以证明。骚扰诉讼除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外，还应将视为侵权行为追究行为者的侵权责任。
3、盲目性诉讼。所谓盲目性诉讼，又称轻率性诉讼，是指原告在起诉前不作冷静的分析和调查，便向法院提起一个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诉讼。从定义上可以看出，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告所提起的都是无根据的诉讼，同时也都没有伪造证据，并且都要遭受败诉裁判。但是二者却有实质性的差异：盲目性诉讼的提起者在主观心理状态上并不存在故意使相对方遭受不当损害的目的。他之所以提起一个毫无根据之诉，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缺乏对诉讼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比如说，原告向被告张三提起一个环境污染之诉，但实际侵权者是李四，而原告只要稍作调查便可知侵权者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对张三而言，原告向他提起的诉讼便是一个盲目性诉讼。再比如，原告要被告还款，被告提出欠款已还的抗辩，原告此时才认真核对帐目并恍然大悟，承认被告确已还款的事实。这些诉讼都属于盲目诉讼。由于原告提起盲目性诉讼都是由于事先未作合理调查而引起的，并且如果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调查和分析，便会避免此种诉讼的发生。因此，这里不仅需要将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乃至欺诈性诉讼等恶意诉讼区别开来，而且还要将它与其他合理败诉的情况区别开来。所谓合理败诉，就是原告在诉讼前作了合理调查，但由于客观上不具备事实理由或法律理由，或者由于举证不能而遭到了败诉判决。所以，败诉判决仅仅是盲目性诉讼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败诉判决这个客观结果的条件外，要构成盲目性诉讼，还需具备提起诉讼者在主观上具有重大的过失的心理状态这一主观性条件。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就规定了对轻率性诉讼的制止，它要求律师或当事人在向法院提交的诉答文书中签名确保诉讼并非轻率之举。当然，对轻率诉讼的判断也非易事。美国学者波恩教授对轻率诉讼是这样界定的：“①当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知道事实依据在客观上完全或者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所主张的法律原理对事实的实质要求，或者②当原告未经合理调查即提起诉讼，而如果其进行调查，则案件的情况将如同①中的描述”。 这一标准可供我们借鉴。
4、重复性诉讼。重复性诉讼是指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当事人依然以同一诉讼标的向同一当事人提起诉讼。重复性诉讼是违背一事而不再理原则的诉讼行为，也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对起诉权的滥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这一条规定便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肯定。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如果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对于申请再审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诚信原则。为了限制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任意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其第3条规定：“同一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对同一案件只能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一次。”这一规定，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诉讼的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从而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错误救济行为纳入到诚信原则的轨道中去。同时，对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当事人如果向两个以上法院同时或先后提起诉讼，则立案在后的法院不得重复立案，或者在立案后发现其他法院已先行立案的，则将案件移送到先立案的法院处理。这一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重复诉讼的出现，也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另外，在涉外诉讼中，如果某个诉讼正在另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那么，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诚信原则在处理涉外诉讼时的一个具体表现。
四、违背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权。
利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在表现形态上前已述及，这里再具体分析一下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1、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所谓真实义务，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故意对案件事实作虚伪陈述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中的对抗或者攻击和防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对案件事实的主张和陈述；当事人之所以发生纠纷，产生争议，以致诉讼成为实际可能，一个极其重要也极为常见的原因便是对纠纷事实存在着分歧性认识。比如说，原告主张被告借款尚未清偿，而被告则抗辩该借款已经清偿。这就使案件事实上的认识分歧是形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若不存在此种分歧，则纠纷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实主张上的分歧就其成因而言无非有两种：一是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发生均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看作是“客观上的事实分歧”；因后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称为“主观上的事实分歧”。对于客观事实分歧，则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真相的当事人对事实所作的陈述即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可见，是否违反真实义务，其区别的界限并不在于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在客观上符合案件事实的真相，而在于作出违反事实真相陈述的当事人对此在主观上是否明知而为。因而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有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在客观上违背了事实真相；二是当事人在作出此虚假陈述的过程中持故意的心理态度。前一个构成要件说明是否违反真实义务要等到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时方能予以判断；后一个构成要件的判断则也往往需要转化为客观的标准，比如一般的情况下，普通理智的人们是否会经过了合理的调查的分析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加以判断。如果同时符合了此两个构成要件，则应当被认定为真实义务的违反。违反了真实义务，则要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如承担诉讼费用、罚款等等。当然，真实义务能否产生，则取决于特定国家民事诉讼法对此是否有明文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否作出陈述，以及作出何种陈述，皆任其自由，而无必须符合真相之义务。既然当事人不负有真实陈述的法定义务，法院也就不能以当事人违背真实陈述之义务而对之施加诉讼上的制裁。
2、举证突袭。所谓举证突袭，指的是当事人有证据故意不在该举证的诉讼阶段举证，而等到另一个诉讼阶段或另一种诉讼阶段提供证据。比如说，当事人在庭审前不提供证据却在开庭时再提供证据，或者在庭审时不提供证据而在庭审后提供证据，或者在一审中不提供证据而在二审中提供证据，甚至在二审中也不提供证据，却裁判生效后以提供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举证突袭的表现形态如何，它的构成都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要件，即有证据不在适当的诉讼阶段提供；二是主观要件，即迟延举证者在主观上存有拖延诉讼或期望突袭取胜的心理状态。显而易见，举证突袭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在立法上要予以制止的非正当现象之一。
3、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是指通过故意毁损关键性证据的方法，阻止对方完成举证行为或给对方的举证活动设置障碍的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举证妨碍的行为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另一是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这里的“证据”包括各种类型的证据，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等。各种证据都有可能成为举证妨碍的对象。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举证妨碍的实体法律后果。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对此作出了一定程序的弥补，该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规定，一方当事人所需要提供的证据处在另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中，另一方当事人便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该义务便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如果拥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则构成了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所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产生诉讼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拘留等等制裁措施，这说明举证妨碍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另一方面，举证妨碍也会产生实体法上的后果，如举证责任倒置、推定事实的成立等等。
4、其它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民事诉讼法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它们大量的诉讼权利，但是这些诉讼权利都有可能背离其本来目的而被滥用。如滥用申请回避权、滥用管辖异议权、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滥用上诉权、滥用申请再审权等等。当事人滥用这些诉讼权利，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拖延诉讼的进程或者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人为的阻碍，也可能是为了给对方当事人增添诉讼负担，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迫使对方放弃对诉讼手段的有效使用等等。显然不能让这些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达到非正当的目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前，可以视情形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该法第96条继而规定，申请保全发生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显而易见，设置这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行使财产保全所导致的后果予以补救。当然，对于其他诉讼权利的滥用，立法上也应当予以相应的规范和约束，从而形成一个在不同诉讼阶段或环节发挥作用的诚信机制，并将它们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另外现代意义上的诉讼制度只允许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得违背诚信原则扰乱诉讼秩序。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也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和保障机制。
以上所述，是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主要要求所在，但如前所述，当诚信原则由民法领域发展到民事诉讼法领域之后，在接受规范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外，还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活动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乃至案外人参与诉讼、协助诉讼的活动起调节作用，这可以视为诚信原则由私法实现公正、及时、准确地行使审判权，要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之前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自己的内心判断和心证，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确保当事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权利，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出现。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也有相应的要求，如要求证人如实作证、鉴定人如实鉴定、翻译人如实翻译、案外人依法提供协助等等。为了保证诚信原则得到真正落实和贯彻，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建立宣誓制度。宣誓制度是一种确保陈述真实的预防性制度，它既适用于当事人，也适用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诉讼参与人。同时，还要加强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制裁的法律责任制度建设，比如在刑法上增加规定民事伪证罪和藐视法庭罪的罪名，在侵权行为法上应明确规定恶意诉讼或滥用起诉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诉讼法上要完善各种类型的惩治措施，包括诉讼费用的恰当配置、强制措施的适当运用以及诉讼上的推定制度等等。此外还应当明确规定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理的程序权制，比如当事人提出诉讼的程序、法院依职权主动实施制裁的程序、违反者的补救机会及程序等等。总之，唯有在树立、强化全民诚信观念的基础上，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建设，诚信原则方能在民事诉讼中切实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简介：胡启凤（1961－ ），男，湖南芷江人，湖南省芷江师范学校教务科副科长，讲师，从事法学方面的研究。联系电话：13973093108
参考文献：
1、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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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5、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8-79页。
6、聂明根：《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8-329页。
7、[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社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75-177页。
8、汪安亚等：《民事诉讼中的诚社信义原则》，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3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