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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胁从犯中的胁迫——威胁侵害非法利益应否归入胁迫要件

马云星



内容提要：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特有的一种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合理界定胁从犯对准确适用刑法处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胁从犯案件，具有重要意义。而对胁从犯中胁迫要件的正确理解，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故本文拟以此问题为主要内容，通过以下几个部分的论述，从胁从犯的犯罪属性、胁从犯的刑罚等方面进行分析。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威胁侵害非法利益不应属于胁从犯构成要件中的胁迫。

关键词：
胁从犯 胁迫 非法利益

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胁从犯是指受胁迫而参加犯罪的人。对于胁从犯，刑事立法设置了较为宽大的刑罚幅度，以求体现我国对共同犯罪人给予区别对待的基本刑事政策。因此，为了在处理共同犯罪案件时准确的认定胁从犯，对其正确量刑，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和不枉不纵，从而实现刑法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就必须合理的界定胁从犯的成立要件，特别是对其中的“胁迫”加以正确地认识。
然而，由于刑法总则条文和各种有权解释都未对胁从犯成立要件中“胁迫”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同时，学者对这一问题在各自的学理解释中又存在不同的见解。故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仍存有对胁从犯中“胁迫”的某些疑问。其中，“胁迫”应否包括他人以侵害行为人自身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换言之，侵害非法利益是否胁迫的内容，受此种威胁而犯罪是否构成胁从犯，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对胁从犯中的胁迫要件，包括威胁侵害非法利益在其中的定位，学理解释中已经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如通说认为，胁从犯中的胁迫一般是指精神上受到强制，如以损害健康、揭发隐私、毁坏财物等对行为人进行胁迫。 这里，通说仅仅是根据胁迫的本质，对胁迫的内容进行了一些学理上的列举。但是，通说的这种表述，并没有明确胁迫内容的合法与否，即没有明确界定针对行为人非法利益的侵害威胁，如恐吓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隐私”、毁坏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催逼赌债等等，是否胁从犯成立要件中的胁迫。因此，我认为通说的表述有模糊之处。与此相对，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在面临胁迫时为保住非法利益而犯罪可成立胁从犯。 申言之，行为人受到他人以侵害自己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而实施犯罪的，可以构成胁从犯；侵害非法利益应该属于胁从犯中的胁迫。
比较以上诸种学说，我认为，那种将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也视为胁从犯中胁迫的观点，存在偏颇。相比而言通说则较为可取，但仍须加以澄清，即还需要明确地将针对行为人非法利益的侵害威胁从胁迫要件的范围内加以排除，方更为妥当。具体理由详见下述：
一、此种“胁迫”与胁从犯的犯罪属性不符。
首先，受胁迫而参加犯罪是胁从犯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在各共同犯罪人中获得最为宽大处罚的根本原因。而之所以胁迫能够对胁从犯的刑事责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能够对行为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程度的强制，使其因为惧怕自身利益的丧失或受到他人的现实侵害，而屈从于威胁实施犯罪。但是，我认为以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不应属于上述意义的胁迫。此种“胁迫”对行为人精神强制的程度，不足以达到刑法对胁从犯的构成要求。
作为非法利益的持有者，行为人应该明知自己的此种“利益”，如赃物、赌债、负案在逃现状等等，随时可能被国家、被害人或者其他人剥夺。所以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非法利益的丧失对行为人的精神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强制力，以及这种强制力是否足以达到刑法对成立胁从犯所要求的受胁迫程度，都存在疑问。换言之，从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角度，我认为，行为人在受到这种以侵害其非法利益为内容的“胁迫”时所产生的恐惧感，性质上属于其取得、持有非法利益这一先存事实而必然的附带后果。而具有通常智力和法律意识的行为人，应该对二者的这种因果关系存有明确的认识。故此时不论是相比那种侵害合法利益威胁所产生之恐惧的程度而言，还是行为人抗拒这两种恐惧拒绝犯罪的难度而言，上述两种胁迫的效果，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相应地，前种情况成立胁从犯的合理性程度也要低的多。
其次，我国刑法对主犯、从犯和胁从犯，是采用按作用为主的标准进行分类。因此，确定胁从犯，我认为还是应该主要着眼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这里所指的作用，也就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给法益所造成的现实损害或危险状态。所以，如何衡量存在胁迫因素时犯罪行为使法益受到的危害程度，便成为确定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而判定胁从犯的关键。这里，我认为学者的以下见解值得参考：被胁迫的程度……与其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成反比例。被胁迫程度轻，说明他参加犯罪的自觉程度大一些；相反地，其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也要严重一些。 据此，具体到因非法利益受侵害“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如前所述，其精神上受强制的程度微乎其微，远比合法利益受侵害威胁而实施犯罪的真正胁从犯具有更大的意志自由。因此从其行为对法益的危害程度来看，并不会因其受到此种“胁迫”而必然出现任何减轻的表现，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也不会因之而有所减弱。故将这种情况的行为人认作胁从犯处罚，有悖我国刑法对犯罪人分类的基本标准。对此，可能有人会认为：实践中受此种“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确属“情有可原”。而无视这种现实，仅以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为标准，一概将行为人排除于构成胁从犯的可能之外，似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因素是构成要件，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确定，也不能根据所谓“人之常情”来确定。
二、此种“胁迫”与胁从犯的刑罚不适应。
首先，从法律规定的表面考察。我国刑法总则条文为胁从犯设定了非常轻缓的量刑规则，即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一方面，刑法对胁从犯采用了“必减”原则，明确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而不是“可以”从宽处罚。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罚裁量幅度上，又规定对其实行减轻或免除处罚。故简单比较便不难看出，较之对主犯、从犯、教唆犯等其他共同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形态中出现的，如未成年犯、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情况的处理，刑法对胁从犯的刑罚设置与为避险过当这样具有一定正当性的犯罪情形的设置基本相同，足以体现出立法者明显的宽大倾向。
而究其原因，我认为，依刑法客观主义的主张，这种对胁从犯的显著轻缓处罚，盖源于其独特的本质，即胁从犯所内含的法益冲突与权衡。详言之，尽管胁从犯的犯罪行为使国家或他人的法益受到危害，但其主观上却是迫于他人胁迫，出于自保生命、健康、财产等合法利益的目的；同时客观上这些利益也确实值得法律所保护。故两利相权，刑法正是基于这种法益的权衡，而将本应给予行为人的严厉处罚进行了修正。但是，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Commodumex ex injuria suanemo habere debet.）。 由于非法利益根本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维护，因此，如果把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胁迫”也归入胁从犯中胁迫要件的范围，则必然会导致非法利益成为刑法保护客体的局面，从而彻底抹煞胁从犯设立及其刑罚特别设置的正当意义与价值。
其次，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此轻缓的刑罚必然要求以相应程度的犯罪、刑事责任作为前提，即需要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及其应受刑罚惩罚的必要性相适应。否则，便失去了胁从犯设立与适用的合理基础，进而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受到以侵害自身非法利益为内容威胁而实施犯罪的行为人，不仅在主观上因此种“胁迫”的强制力微弱而存在很大的意志自由，实施犯罪的主观恶性和可非难性较大。而且，客观上受此种“胁迫”而实施的犯罪，无论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比真正的胁从犯，也没有任何减轻的表现。因此对这种行为人适用胁从犯的量刑原则，必然会造成对犯罪分子的轻纵，不利于刑法法益保护机能的实现。
同时，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当代罪刑法定主义中的“法”应当是良法、正义的法，而不包含恶法、非正义的法。如果承认受到这种“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可以构成胁从犯，并获得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处理。那么在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必然会出现刑罚分配的不均衡与不公正。与此相对，犯罪嫌疑人也可能以犯罪前受到他人的此种“胁迫”为辩护理由，获得从轻处罚。而这些都是一般国民的法感情和正义观念所无法接受的，也必然会造成对刑事法治正义性的动摇。
综上，我认为作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准确界定胁从犯的关键，明确刑法规定中胁迫要件的内容非常必要。而这其中，必须把那种以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加以排除，从而澄清和弥补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在胁从犯认定问题上的模糊和漏洞，进而在各共同犯罪人之间更加合理的分配刑罚，充分实现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和作用。

参考书目：
《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
《犯罪通论》 马克昌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7月第1版
《刑法的基本立场》 张明楷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1版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张明楷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
《陈兴良刑法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 陈兴良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刑法总则案例教程》 黄伟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2005年第1至10期

一般伤害导致特异体质被害人死亡应属意外事件
作者：聂仲起、李华民、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刘某，男，37岁，某铁路局工人。
2002年12月20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与同事胡某下班后，到一饭店喝酒吃饭。酒后，二人在同住的房间内，因琐事发生口角。刘顺手从床下拿起一根工作用的铁撬棍（长约1.7米，直径约3公分），朝胡某左右摆动抡打，将胡打倒。后刘某伙同他人将胡某送往医院，胡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显示，死者胡某前额部左侧皮下出血，符合钝器伤的特点，分析为钝器作用所形成。对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的有关规定，该部位未构成轻伤。通过进一步对胡某的左前额部出血区进行解剖与检查，发现硬脑膜完整，脑组织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以双颞及基底部为重，基底节池区可见积血及血凝块，将血凝块去除后可见前交通支动脉有一囊状血管瘤，瘤体上有一小破口，小脑扁桃体疝形成，颅底未见骨折。 尸检表明，胡某是因脑动脉瘤破裂出血，造成颅压增高小脑扁桃体疝形成，压迫脑干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是胡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结合案情分析，胡某是因刘某用撬棍抡打其头部诱发血管瘤破裂而死的，刘某的抡打行为是胡某死亡的诱因。
二、分歧意见
关于刘某行为的定性，存在较大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属意外事件，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理由为：（1）被害人胡某头部支动脉长有一囊肿血管瘤，即使没有外伤，只要有情绪激动或者其它原因，也可导致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死亡；（2）刘某只是一时性急，随手拿起平时所用的劳动工具，向胡某摆动，无意识地打到了胡某的头上。被害人胡某的外伤仅是前额部左侧皮下出血，伴有挫伤和左前额皮下出血，尚未达到轻伤标准；（3）刘某并不知晓被害人胡某头部长有血管瘤，不可能也不应当预见对方受到这点外伤或精神刺激就会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刘某用铁棍抡打对方，应当预见自己这种行为可能导致胡某非伤即亡的结果；（2）被害人胡某虽患有疾病，但其在被刘某打伤之前并无异常表现，正是因为刘某的殴打行为才使被害人情绪激动，同时受到外力打击，导致血管瘤破裂死亡。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刘某明知自已的行为会使对方造成伤亡后果，被害人或伤或亡均应在其主观可预见的范围之内，刘用铁棍打击对方行为，反映了其伤害对方的主观故意；（2）在客观方面，确实由于刘某的打击行为致胡情绪激动、头部受外伤，并诱发其血管瘤破裂后死亡，因此，刘某击打被害人胡某的行为，与胡某的死亡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评析意见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被害人胡某属特异体质之人，该种人因身体内已潜伏有疾病根源而与健康人体质有异，这种根源一旦受到外来打击或刺激即导致疾病发作。具体到本案，对于被害人胡某死亡之结果，犯罪嫌疑人刘某应否负刑事责任，应负何种责任，笔者同意前述第一种观点。刘某对于被害人胡某的特异体质是无法预见的，虽然其行为导致被害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造成颅压增高，形成小脑扁桃体疝，最后因小脑扁桃体疝压迫脑干致胡某呼吸循环衰竭而亡，但刘某在主观上对胡某的死亡没有过错，被害人胡某的死亡属意外事件，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具体理由如下：
1、从刘某行为的主观方面看，对于被害人胡某的死亡结果，刘某没有过错。本案中，是否应由刘某承担刑事责任，关键是看犯罪嫌疑人对胡某的死亡结果在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者过失。我们知道，在刑法学理论上，过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但无论哪种过失，都必须以行为人“应当预见”、“可以预见”为前提条件，即对危害结果有“预见能力”。而本案中，被害人胡某年轻力壮，虽然患有囊肿血管瘤，但平时毫无征象，胡某的同事们均不知其患有此病，因此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可能导致的胡某死亡的后果是无法预见、也不可能预见的。刘某与胡某系同一班组工友，尽管在胡某死亡之前，与刘发生了一定矛盾，但二人尚未达到相互要致对方到伤亡程度的地步。
2、从刘某客观行为看，虽然犯罪嫌疑人刘某对被害人胡某实施了用铁棍击打行为，并造成胡某轻微伤，与胡某的死亡结果有一定的联系，但绝不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中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根据法医鉴定，刘某打胡某所造成的损伤结果不构成轻伤。司法实践中，如果以伤害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受害人的伤情必须达到轻伤标准以上，这己成定论。本案中刘对于胡某的这种伤害结果，尚未达到追究刘某刑事责任的程度，因此，应排除刘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本案刘某的行为即属于这种情况，因认定为意外事件。综合全案，从伤害结果上看，不能认定刘某属故意伤害；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分析，不能认定刘某属过失致人死亡，因此，刘某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刘某应对胡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