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困境及建议
刘同庆 (安徽省安庆市人，二级检察官，法律硕士)
摘 要：我国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普遍薄弱，庭审监督虚无，庭外调查和庭外程序监督缺乏，庭前请示无法监督，简易程序和自诉案件的监督空白。原因在法律规定的不具体，监督形式简单，检察院没有强制监督权。建议赋予检察院强制监督权，包括庭审监督处置权，庭外程序监督权，赋予强制抗诉权，确保检察监督权有效履行。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 纠正违法 抗诉
刑事审判监督是检察院代表国家对法院刑事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所进行的专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提供了制约和监督，从而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审判提供了进一步保障；另一方面又为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一种途径，从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完善的机制。
但因法律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实践中刑事审判监督可操作性差，权威性不强，刑事审判监督普遍薄弱。加强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方法，强化监督手段，是当前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审判监督困境及原因
1.庭内监督与庭外监督
（1）庭审虚无监督
法律没有赋予出庭检察人员庭内监督处置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法院审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应在休庭后向检察长报告；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在庭审后提出。据此，检察人员对庭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能进行事后监督，无权当庭纠正。如此不仅使庭审违法成为既定事实，情节严重的甚至导致重新开庭，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时间的不合理延长，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及时审判原则。法律的这种规定使得检察监督对庭审中的违法行为无法产生实质性约束力，导致庭审活动监督的虚无。
（2）庭外核证无从监督
法律规定，在法庭对证据有疑问时，可在庭外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可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查询、冻结；在发现有重要作用的新证据材料时，应告知检察人员和辩护人。但是否告知由法官决定，同时，法律对何为告知，告知后当事人有无申辩权等均无规定，从而为法官任意实施庭外调查权埋下了伏笔。 但法律对检察机关如何对法院庭外调查核证活动进行监督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在收集、调取、调查、核实证据时，如果认为必要，可以通知检察人员到场。但仅限“认为必要”时，且是“可以”通知，不是“应当”，使检察院对该活动不能主动实施监督。实践中，法院庭外调查核实证据时违反程序规定，侵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个别案件的庭外调查已超出了核实证据的范围，而是收集新的证据，甚至开展侦查活动，对此检察院无从监督。
（3）庭外程序难以监督
由法院履行的庭外程序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但不限于法院应当依刑诉法的规定，在受理自诉案件后三日内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保障辩护律师正当行使权利，在庭前依法告知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相关诉讼权利、通知开庭时间和地点、向被告人及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或开庭通知书，依照规定送达裁判文书等。这些程序都关系到对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案件审理过程中就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是否合法 。如法院未依法履行这些程序，或就有关程序问题的决定违法，无疑侵害了当事人的相关诉讼权利。例如法院未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送达裁判文书，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就不能在法定时间内申请检察院抗诉；如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向被告人或其近亲属送达，则被告人的上诉权就无从保障。对法院是否依法履行这些程序，检察院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无法有效监督。
（4）庭前请示无法监督
独立审判包括审判组织和法官的独立 。由于案件的多样性、复杂性，法定规定的不明确性，不同的法官对案件和法律的理解不一致，导致法院对案件定性和量刑吃不准。实践中大量存在一审判决前，法院就某些个案向上级法院请示，根据答复进行判决的情形。这样不仅使一审法院丧失审判独立性，而且实质上形成未审先判和一审终审的事实，违反了我国两审终身制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与检察院的抗诉权，同时不合理的延长了审限，不利于及时审判。对这种违反审判独立精神的庭前请示，检察院无法监督。
2.简易程序、自诉案件监督空白
简易程序案件通常由法官独任审判，由于这些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一般不派员出庭公诉，尽管对每个简易程序案件都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法院定罪量刑的监督，但仅局限于对实体判决的监督， 对庭审活动中有无违反法定程序，有无侵犯或剥夺当事人合法权利等行为，无从知晓，也就无从监督。如果法院在审判程序上走过场，就会使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合法性受到极大损害，最终损害当事人权益。
对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理所应当的包含在检察院审判监督职能内，但由于系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自诉，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原则上不介入程序，法院在调解或判决后不需要向检察院送达裁判文书，只能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向检察院进行申诉才能启动。而启动后的监督也仅限于再审抗诉权。抗诉的理由，又局限在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错误以及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对于法官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无违反法定程序，有无侵犯、剥夺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情况，无从监督；即使有上述情况，也不属于抗诉的范围。且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审判监督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无法进行监督。使得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3.监督手段与监督效果
审判监督包括程序监督和结果监督。当前，检察院对刑事审判的监督，在程序上限于向审判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在实体上限于向审判机关抗诉。方法简单，效果不理想。
（1）纠正违法通知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7条规定，如果发现法院或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检察院可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但这仅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对何种情形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发出通知后，如果法院没有反馈或不被法院采纳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同时作为检察系统内部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法院没有强制约束力，法院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如法院不接受该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院毫无办法。有的法院甚至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不但不采取纠正措施，反而向检察院“对发”司法建议书，对抗纠正违法通知书，以报复检察院，使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徒有监督之名，无监督之实。
（2）抗诉。抗诉是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能，进行实体监督的最重要手段。多年的实践表明，检察院抗诉工作不尽人意。抗诉的小案多，大案少；私益案件多，公益案件少。不仅抗诉率低，成功率也低。原因在于：
一是对抗诉标准理解不透彻，导致实践中抗诉仅局限于对案件定性不准确和量刑畸轻畸重方面，对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量刑偏轻偏重、适用缓刑不当等抗诉的很少，而对程序违法抗诉的几乎空白。
二是受质量考评机制制约，检察院因担心抗诉得不到上级检察院支持，而信心不足，不敢抗诉，也不愿抗诉。同时案件的实体判决是由法院作出的，检察院担心抗诉会影响与法院的关系。因为法律的漏洞较多，对案件的定性时有争议，并且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与个人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弹性较大，如与法院关系不融洽，某些案件很可能被法院认为证据不充分而作出无罪判决，而根据现有考核机制，无罪判决对任何检察院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检察抗诉权对法院没有强制约束力。鉴于现有法律规定和考核机制，检察院提起抗诉都是慎之又慎的。然而对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些法院不是严格执法，秉公办理，对检察院的抗诉，不是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而是尽可能维护本系统利益、声誉和权威，坚持已经作出的判决和裁定，不是万不得已，坚决寸步不让，尽可能“维持原判”。面对这种情况，检察院是既尴尬又无奈。原因在于法律虽赋予了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但并没有赋予检察院审判监督的强制权，检察院虽是监督者，但其抗诉意见，既不能自己说了算，也不是由中间机构来进行评判，而是由审判机关来来作出裁决，即由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来对作为监督者的检察院的监督意见作出裁决，决定是否服从该监督意见。这就使得检察院的监督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对法院就失去了约束力，抗诉不能成功就成为了常态。
四是在客观上，由于法律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案件的复杂性和不可还原性，使得检察院和法院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可能存在差异，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也存在不同见解，导致双方在法律适用和证据采信上难以达成一致。同时法定的量刑幅度跨度较大，比如法律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有八年的幅度，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更是含括了三个刑种。还有许多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如“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从轻到减轻到免除处罚，其量刑不仅能跨越多个刑种，甚至能免予刑事处罚。这些规定，由于其刑期、刑种跨度大，又没有具体、详细、规范可操作的量刑准则，全凭法官自由裁量，使得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只要法院的裁判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即使明知该裁判有失公平，检察院也难以提出抗诉，即使抗诉也难以成功，这必然影响抗诉效果。
二、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制度建议
1. 赋予检察人员庭审违法纠正权，变庭后监督为庭中监督。当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发现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时，可视情况灵活地进行监督。如果违反程序情形轻微，可当庭口头纠正，督促法庭接受并改正。如虽违反法定程序，但不致影响公正审理的，也可以不当庭纠正，而在庭后向审判人员口头提出纠正意见，防止再次出现同样问题，既保证庭审正常进行，又使庭审监督落到实处。如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比较严重，或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或会影响公正审理，或法庭对口头纠正意见不予接受，公诉人可建议休庭，并立即向本院检察长报告，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向法院发出书面纠正意见。
2. 加强对法院庭外活动的监督。目前的审判监督仅限于庭内程序和审判结果两个方面，不合理的缩小了监督范围，应把监督扩大刑事审判的每个环节。首先要把法院庭外证据调查核实等庭外程序，庭前向上级法院请示等可能侵犯当事人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督范围，尤其要加强对自诉案件的监督。同时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做出规范、合理、科学、操作性强的规定，使检察院能够真正履行对法院庭外监督职责。
3. 加强对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目前全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约占全部案件的40％，检察机关有必要加强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一是加大简易程序案件的出庭工作力度。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尽可能派员出庭，尤其是对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被告人可能翻供的案件、有辩护人出庭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害人要求检察院派员出庭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均应派员出庭。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旦出现不宜适用的情形，应及时建议法院变更为普通程序。二是对不派员出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可根据具体情况派员旁听庭审，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对既未派员出庭，又未派员旁听的案件，要注意与法院沟通。三对简易程序案件应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加强对案件判决裁定的审查，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应依法抗诉，以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4. 赋予纠正违法通知书强制性效力。检察院依法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必须予以正式书面答复，同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纠正，造成损失的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法院不进行纠正，或不通过书面形式正式答复，检察院可发出督促通知，并予以相应的惩戒。这需要在立法层面上规定相应的监督制度，赋予检察院相应的权力，在监督范围、内容、程序、方法和法律后果等方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使检察院的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从，从而能够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
5. 强化检察抗诉权
⑴必须抗诉权。由立法和司法机关通过调查研究，根据法治的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规定和标准，当法院判决和裁定违反这些规定或标准时，案件承办检察院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请抗诉。如没有提请抗诉，或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请抗诉，案件承办人必须书面说明原因，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果检委会认为理由不是正当、充分，可督促案件承办人提请抗诉，如案件承办人仍不提请抗诉，则根据相应规定和程序对其予以惩戒。如果检委会认为理由正当、充分，可不提请抗诉，但必须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同时将抗诉决定权配置给案件承办检察院的检委会，对检委会认为应抗诉的案件，上级检察院应当支持抗诉（特殊原因例外，法律应作出例外规定）。作为配套措施，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科学设置考核目标，使其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减少考核机制对抗诉工作不应有的制约，以法律的手段督促检察院及时抗诉，扭转当前检察院不愿也不敢抗诉的局面，确保法律赋予的抗诉权得到切实落实。
⑵强制审判机关说明理由。对于检察院抗诉的全部案件，法院都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作出判决或裁定。如果法院“维持原判”，则必须在裁判文书上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如果检察院案件承办人认为法院说明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果检察委员会也认为法院的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以由检察长向人大报告，提请人大进行监督，由人大向法院进行质询，而法院必须予以公开答复。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办法》的决定
江西省人大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办法》的决定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8月15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提议，决定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十二条修改为“有列下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渔方法进行捕捞的，没收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并处以50元至1000元罚款；其中炸鱼、毒鱼的，处以50元至5000元罚款，电力捕鱼的，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并责令赔偿损失。
（二）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的，没收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吊销捕捞许可证，按每船（竹排或木盆）次50元至5000元处以罚款。
（三）擅自捕捞、收购、出售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野生动物的，按照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四）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除责令赔偿损失外，并视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五）无证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使用非机动船的，处以50元至150元罚款，使用机动船的，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没收渔具。
（六）不按捕捞许可证规定的时限、场所等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使用非机动船的，处以25元至50元罚款，使用机动船的，处以50元至1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吊销捕捞许可证、没收渔具。
（七）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捕捞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并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
（八）捕捞不符合捕捞标准的渔获物，超过总渔获物5％的，除没收不符合捕捞标准的渔获物外，并按超捕渔获物每公斤20元处以罚款，最高不超过1000元。
（九）擅自捕捉或者销售、贩运天然水域幼蟹、幼蚌的，除没收渔获物外，并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十）偷捕、抢夺或者哄抢他人养殖水产品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十一）未经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在养殖水体钓鱼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渔具、渔获物，并按每人次5元至20元处以罚款。”
二、第三十三条修改为“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作出并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在水上作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收缴罚款。
核收各类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草洲管理费和渔船检验费须开具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征收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只能用于渔业建设和保护、增殖渔业资源；征收的草洲管理费只能用于草洲维护和资源的保护；征收的渔船检验费全部用于渔船检验事业，不得移作他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