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两年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个体、私营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全省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
现九十年代甘肃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现作如下政策规定：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
（1）彻底破除“左”的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甘肃的实际出发，使所有制结构与甘肃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我省所有制结构单一，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甘肃经济的发展，也是我省与沿海地区差距拉大的
原因之一。因此，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我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
（2）充分认识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党中央既定的方针。个体、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在促进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搞活经济，发展商品生产
，脱贫致富，繁荣城乡市场，方便群众生活，扩大劳动就业， 特别是加快甘肃脱贫致富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各地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和政策，及时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表彰个体、私营经济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从而提高个体、私营经济的社会地位。
二、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发展目标
（3）按照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省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力争“九五”期间，个体、私营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15％以上，“九五”末，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20万人以上。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在确定发展速度时，要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三、进一步放宽政策
（4）放宽经营主体。除在职人员、在校学生和现役军人外，均可从事个体经营、开办私营企业。企事业单位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分离出来的富余人员，因停工停产而生活困难需要从事个体经营的职工，党政机关在机构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人员，都允许从事个体、私营经营。鼓励、支
持大中专毕业生到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工作，其档案分别由省、地、市、县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并保留国家干部身份。亏损企业的职工（不包括厂级领导）经厂方批准同意，采取留职停薪的办法，到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工作，保留原档案身份，其工龄连续计算。外地人员来我省
从事个体经营，独资或合伙开办私营企业，在政策上与本省人员一视同仁，并在户口等问题上从优解决。凡年上缴税金10万元以上的私营业主需要落户的准予在城市落户。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省外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带有资金、技术或项目的）
愿意在兰州等城市落户的，欢迎他们落户。
（5）放宽经营范围。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外，凡是允许国有、集体、三资企业生产经营的竞争性行业项目，只要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具备同等条件，都允许生产经营。允许有条件的私营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房产开发经营试点，私营企业可参加土地主管部门举办的土地使用权投标
，参与房产开发。允许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事委托代理邮电通信业务的末端经营服务。
（6）放开经营方式。凡是允许国有、集体企业采用的经营方式，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采用。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向国有、集体企业投资入股、参股或与国有、集体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承包、租赁、兼并、购买国有和集体企业；鼓
励私营企业办股份制企业和组建集团公司；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三来一补”业务、边境贸易和到境外开办各类企业。
（7）放宽注册登记条件。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注册登记时，只需提交法律法规或国务院明文规定需要提交的许可证或专项审批证件。需专业主管部门核发许可证或专项审批的，有关部门接到申请后，必须在十天内提出审核意见。对贫困地区新涉足个体经营的贫困户，实行“先放
开、后规范”的原则。除专项审批外，当地城镇居民、农民、待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凭本人身份证，可直接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营业执照。外地来我省人员凭身份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即可申办营业执照。
（8）认真处理好实施新税制中出现的新问题。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发展小的，稳住中的，抓住大的”原则，对个体大户、私营企业只要财务会计制度符合认定一般纳税人的要求，即可认定。税务所代开小规模纳税增值税发票要及时、手续从简，并无偿提供咨询服务。税务部门
核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征税额度时，要与工商行政管理、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部门和团体共同商定，搞好税收的征管工作。在国家税法许可的范围内提高对个体工商户征税的起点。
四、多方筹措发展资金
（9）各专业银行要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每年在新增规模中，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安排一定数额的贷款，择优发放。城乡信用社在积极支持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作为贷款的一个重点。允许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固定资产和有价证券作抵押
或以有担保能力的企业作担保办理贷款，其中固定资产抵押率不超过抵押物现价的百分之五十，有价证券抵押率不超过面价的百分之八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固定资产抵押合同的管理，并监督合同的履行，逾期不执行合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合同条款强制执行，拍卖抵
押物偿还。
（10）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股份制、合作制和合伙等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建商城、建市场以及兴办各类企业。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多种方式引进省外、国外资金，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各级工商联、个协、私协根据实际需要可设立互助基金会等，
多种方式筹措发展资金。
（11）各地在每年的专项扶贫资金、财政扭补资金、发展乡镇企业资金中，可划出一定比例作为贷款有偿使用，与扶贫效益挂钩，与贫困户挂钩，扶持贫困户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12）提高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设备折旧率。房屋建筑类按年折旧率5％提取，机电设备、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折旧率一般提高到10％左右，特殊情况按税务部门的规定，报批后另行处理。
五、认真解决生产经营场地
（13）各级政府要把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和各类市场建设纳入城市和集镇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安排。由县以上（含县）经贸委、工商局负责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用地进行立项，作出计划。建设和土地管理部门依此进行审批，并作出相应的用地计划安排。可以采取
征用、短期租用，长期租用和一次性付款、分年度付款等多种方法，解决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用地及市场建设用地问题。
（14）凡是需要拆除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合法经营场地门店，必须坚持“先安置后拆除、拆一还一，就地就近安置”的原则，对无法就地就近安置的应协调妥善解决。
（15）市场建设要遵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讲求效益”的原则，鼓励支持各种经济成份独办、合办各类市场；在旧城区改造、新建住宅区和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个体、私营经济服务网点；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鼓励沿街沿路居民和单位破
墙建店，增加经营服务场所。拟向社会公开拍卖的小型企业，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购买。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可以实行“日公夜私”两制，晚上把铺面和场地租给个体户经营。
六、设立个体、私营经济开发试验区
（16）为了切实加快我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扩大示范效应，省上分别设立兰州市和武威市个体、私营经济开发试验区。具体地域由两市选定。试验区内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政策、统一收费、统一注册。在发展方向上，要以生产型、科技型、外向型的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为主，形成科工贸结合的加工区。在经营方式上，全面放开，平等竞争。具体优惠政策由试验区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在试验区内设立为个体、私营经济服务的信用社或合资（股份制）财务公司。
七、积极支持发展对外经贸业务
（17）对具备进出口条件的私营企业要积极支持其申报自营进出口权。具体由省外经贸厅会同有关部门按国家政策规定，协商选择经营好、有一定规模、具备进出口条件的私营企业，由企业提出申请，经省经贸委和省工商局同意后，报省外经贸厅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取得进出口权的
私营企业，但有出口业务的可以挂户经营或代理出口。
（18）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出国（出境）做生意、投资办厂、商务考察、技术交流等，可经当地工商联、个协、私协对所属成员出具证明，再向公安部门申报办理出国出境手续。对有产品出口且涉外业务较多的私营企业，应给予持有短期或长期多次往返的出国护照。有关部门或团
体组团出国开展经贸活动和进行商务考察，应根据业务活动的需要尽量安排一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参加。主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有关部门也可以专门组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营者出国进行经贸活动。
八、加强法制、职业道德和业务技术教育
（19）各级工商联、个协、私协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要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做到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和职业道德水平。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开展
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由工商局、工商联、劳动、人事、科协、个协、私协等部门及团体组成技术培训领导小组，制定培训规划，做好技术资格等级的考评认定工作，要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不断提高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技术业务素质，使他们成为爱国敬
业守法、有理想、有道德、讲贡献、勤劳致富的劳动者。
九、保护合法权益
（20）坚决制止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各级政府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制定统一的《交费卡》，交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保管使用；对超出交费卡规定的收费，并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强行拉赞助、搞募捐和硬性
推销商品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有权拒交拒售，并向有关部门举报和反映，有关部门要及时查处，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今后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增加的收费项目必须经省经贸委、省工商局会商同意，然后报省财政厅、省物价委员会审批同意后，方可收费。
（21）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的生产经营场地，受法律保护；除按城市规划拆迁及其他合法变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收回、拆除或侵占。对非法侵占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财产的，有关部门要依法严肃查处。
（22）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在评选劳模和参加养老、待业、工伤、生育、医疗以及子女升学、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方面，享受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待遇，不得限制和歧视。私营企业应执行国家劳动法规和政策，按有关规定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
同，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条件的私营企业都要组建工会。工会要协助企业搞好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23）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工作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凡符合现行各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和省上规定的学历、专业工作资历、能力、业绩和外语水平者，均可参照集体企业同类人员办法，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时，由本人申请，按所属社团组织分别由工商联、个协
、私协等上报所在地市县（区）职改部门审核后，按现行评审制度办理。
（2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以及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的许可证、专项审批证件是合法经营的凭证，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发证机关可以依法扣缴或吊销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缴或吊销。对非法扣缴、吊销营业执照、许可证和专项审批证件而给个体工商户、私
营企业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经济损失赔偿和法律责任。各级执法部门对侵害个体、私营经营者合法权益和合法收入的各类经济、刑事案件，要依法办事，及时予以立案查处。
十、加强管理和引导
（25）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税务部门要依法征税。私营企业应按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按时编报财务报表，接受税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帐证齐全的私营企业，应实行查帐征税。对个体工商户税务部门可视其产、销情况，核定基数，定额、定期征税
。
（26）建立并加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档案管理。个体、私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档案，一般由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属于流动技术人员的档案，由本人选择人才交流中心或个协、私协代为管理。要建立健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技术人员的考绩档案，作为专业技术
人员评审、晋升、奖惩的依据。
（27）工商、税务、物价、公安、海关、新闻出版、卫生、技术监督等行政职能部门要密切协作，分工负责，依法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制毒贩毒、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取暴
利、偷税漏税等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同时工商和街道办事处要协助计划生育部门做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职工的计划生育工作，对违反计划生育的要认真查处。
（28）建立健全管理机构 ，切实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领导。省政府委托省经贸委和省工商局管理个体、私营经济，主要任务是：研究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和政策，对全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协调服务，研究制定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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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各级政府要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列入各级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30）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事宜由省经贸委和省工商局负责解释。
1994年10月8日
张新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岳业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设立机制；运行规范；赔偿标准
内容提要: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大规模侵权造成的众多受害人的救济需求及对社会稳定形成的压力，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救济模式及社会管理思路的创新。赔偿基金是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技术性方案，建议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条例》，明确规定赔偿基金的设立机制、运行规范、赔偿标准及与民事诉讼等救济途径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实现赔偿基金的制度化、规范化。被侵权人选择赔偿基金的救济方式，应当签订和解协议，放弃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引 言
我国2008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虽三鹿乳业集团最终以破产而告终，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至今却仍让人记忆犹心。近30万患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身伤害，虽有90%以上的患儿家长领取了赔偿金，但留给诸多“结石宝宝”的是可能永远的伤痛或是不堪的回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秩序所造成的损害也是无法估量的。
2010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BP）位于墨西哥湾的代号“深水地平线”的钻井平台起火发生爆炸，致11人死亡7人重伤，钻井沉入海底后，油井开始向外喷发每天超过5000桶原油，美国墨西哥湾海域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与之相关的旅游、捕捞、航运等各项活动均受到此次事故的严重影响。
2011年3月，由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导致日本多个县市的空气、饮用水和土壤中放射性物质严重超标，同时造成核辐射物质的进一步扩散，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检测到泄露的人工放射性核物质碘—131。此次核泄漏事故对生态环境及其人们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威胁尚未尽可知。
2011年6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康菲中国)作业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渗漏漏油，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及渔业造成严重危害。尽管在海洋局反复催促下，勉强公开道歉，但针对事故损失以及海洋生态的赔偿方案始终只字不提。乐亭养殖户代表向康菲石油公司提出索赔3.3亿元的起诉，却被天津海事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诉讼救济遭遇困境。近日，康菲公司宣布将设立基金承担责任，但也被指缺乏诚意。有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立即成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但前景不甚明朗。[1]康菲漏油事件发生近三个月来，虽然媒体炒得轰轰烈烈，但油污仍在继续，损失的赔偿还遥遥无期。
近年来，全球频发的各种惊心动魄的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报道几乎时时充斥在我们耳边，不断印证并强化着人们关于“2012”的灾难映象。尽管无法完全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但如何妥善应对，并及时、充分、公正地弥补由此造成的灾难性损害，却是不得不让人深思的话题。
一、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思路的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制度
（一）大规模侵权及其风险社会的挑战
现代工业革命与科技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使得现代文明社会逐步迈入了“风险社会”。我国正向着工业化社会变革，工业化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是，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事故频发，社会风险难以控制。这些事故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大规模侵权”事件，这些事件造成了大量的人身、财产及生态环境的损害，并且多数呈现出了严重性、不确定性和持久性等显著特点，对国家相关部门公平、有效地救济受害者及处理后续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已经从工业社会时期的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转变为如何缓解伤害和分配风险。[2]大规模侵权的救济问题就是在风险社会这样的语境下作为独立的问题凸显出来的。
“大规模侵权”（Mass Torts）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也无明确的内涵或外延，而仅能对其进行大致的描述。德国著名学者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教授在其《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一书中将其描述为：涉及大量受害人的权利和法益的损害事实的发生。大规模侵权向我们提出了包括如何补偿受害人损害在内的一系列责任法上的问题。在程序法上，数量众多的受害人的诉求如何有序地提出、展开和完成，以避免冗长繁琐的诉讼程序和高额的诉讼费用，也是等待着我们去解决的问题。[3]目前，大规模侵权已远非简单的民事案件，更涉及到社会公共突发事件的管理。众多受害者强烈的救济需要也给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了向以工业事故为代表的事故受害人提供救济，各国都在逐步建立一个由侵权责任法与社会保障法、保险法以及公益救助基金等救济体系共同发挥作用的损害救济体系。[4]我国也有学者建议借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构建以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及救助基金相互配合的大规模侵权事故综合救济体系，[5]以应对受害人紧迫的损害救济需求。学者对救济体制构建的设想是诱人的、全方位的，涉及司法体制、责任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等诸多领域，但大规模侵权受害人急迫的救济需求与这些制度的完善及融合所需要的漫长时日之间的张力令人担忧。
传统的侵权责任法是按照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一对一的假定模式设计相关救济和赔偿制度的，多数人侵权的案件属于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而被侵权人人数众多的大规模侵权事件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刚通过不久的《侵权责任法》通过扩大权益保护范围、建立多元化的归责体系等方式，初步回答了侵权法在现代风险社会如何更好地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的问题，[6]该法确立了救济、惩罚和预防等全面应对大规模侵权的多项举措，足以解决大规模侵权法律适用的特殊需求。[7]但“徒法不足以自行”，现实中的侵权法并没有内化于“风险生产秩序”之中，而是远离秩序成为一个驻足观望的他者。[8]整个损害补偿制度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重新评估，创设更合理的救济程序，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使被害人获得更合理公平的保障。[9]《侵权责任法》虽然为大规模侵权责任的认定及损害赔偿提供了基本依据，但落到实处的路径却亟待探索。在已经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举步维艰与获得赔偿数额的微乎其微引起了学术界的深刻反思。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之下，诉讼方式难以在应对大规模侵权中发挥主要作用。尽管法院是解决社会矛盾、救济损害的重要途径，但对于这种被侵权人人数众多的案件，现有的司法资源也难以按照普通民事诉讼程序逐一立案、审理和执行的。在“大头娃娃案件”、“三鹿奶粉案件”等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法院多以“不予受理”的方式将受害者权利保护的诉求拒之门外。这倒不能简单归咎于人民法院的“渎职”或“冷漠”，实是司法机关掌握的社会管理资源的有限性所致。损害及因果关系举证上的困难足以让多数受害者望而却步，而诉讼程序的旷日持久更使得“远水解不了近渴”，受害人损害难以及时得到救济。以裁判为中心的传统的赔偿制度的非效率性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对损害的迅速、确定的救济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这也就难怪会出现绕开侵权行为法而寻求别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脱侵权行为法化”现象。[10]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大规模侵权的法律对策之一的集团诉讼，因为其严重的内部团体类别纷争而变得异常不稳定，人们对这种诉讼的欲求或曰目标已开始产生严重分歧。[11]加之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范的不完备及适用中的“水土不服”，注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大规模侵权事件中难有较大作为。
作为现代社会转移和分散社会风险重要创举的责任保险制度，被现代社会给予了较高的期待，因此被作为各国大规模侵权救济体系完善的重要目标和举措，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幸事件对受害者及社会秩序造成的可能伤害。但由于保险特有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衡量技术的局限性，大规模侵权的责任风险无法用科学的数学方法来量化，这就意味着在责任保险经营中，过去的经验对未来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12]由此，为避免经营风险，保险公司只有提高费率来应对参数的不确定性，[13]或者根本不承保相关险种。这样，投保人要么因只能以高价保险费来获得低额的保障进而放弃购买保险，或者根本无法通过责任保险将风险转移出去。加之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诸多险种的缺失以及实践中理赔的困难等因素，通过责任保险制度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在短期内依然希望渺茫。尽管有学者主张，应当以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为契机，在食品领域推行食品行业强制保险，[14]但实现难度及实施效果尚不得而知。因此，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现状也使其难当应对大规模侵权之重任。
实践中，相关部门基于应对大规模侵权的现实条件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探索着妥善处理此类社会事件的有效机制。在“三鹿奶粉”事件等类似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相应政府部门总是“首当其冲”，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法理念下，充分利用其掌握的公共资源“慷慨解囊”、积极应对，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对于运用公共财政资源应对诸如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当然无可厚非，但对于有明确责任人的大规模侵权案件，此种行政主导的救济模式虽然颇有效率，但公平方面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整个社会的纳税人要为肇事的个人和企业“买单”，[15]有违实质上的公平正义。而且行政方式所造成的追偿滞后、因果关系的混淆等问题已经使行政手段的成本急剧增大。[16]这种主要由国家财政支持下的风险管理模式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对政府财政预算构成了较大的冲击。[17]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大规模侵权频发所造成的众多受害人的救济需求及对社会稳定形成的压力，呼唤适应中国现状和国情的救济模式，需要社会公共事件管理思路和方式的不断创新。
（二）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及其规范化建议
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是指专项用于救济或赔偿大规模侵权事件的被侵权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基金，是目前国际上盛行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应对诸如三鹿奶粉事件之类的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技术性方案。该模式在近些年来国际上发生的数起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受害者救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和关注。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为扶持航空业通过并由布什总统签署了《航空运输安全与系统稳定法》（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ystem Stabilization Act，ATSSSA），在第四部分设立了“9．11受害者补偿基金”（The September 11th Victim Compensation Fund of 2001），为该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赔偿。“BP石油公司漏油事故”中，英国石油公司BP同意设立200亿美元基金，赔偿因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而生计受损的民众，并交由独立的第三方托管，以确保受害民众得到赔偿。赔偿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妥善救济受害者、减少诉讼纠纷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针对发生在日本的福岛核幅射事件，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赔偿法案——“原子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案”，要求各电力公司按一定比例向该机构缴纳赔偿负担金，以接受受害者的赔偿申请。
侵权责任法与商业保险仍保留在私法救济中，而社会公益救助基金属则于典型的公法救济。在风险社会来临之后，出现了从私法救济向公法救济的发展轨迹。[18]通过建立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方式来解决相关纠纷，是被实践证明的效果良好的应对方案，也是实现《侵权责任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一立法目的的最佳途径之一。赔偿基金的设立与运作可以最大程度地平衡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赔偿基金不但能够及时救济众多的被侵权人已受到的损害，还可以为后续损害提供救济途径和财力保障。[19]建立基金专门处理受害方的赔偿事宜，避免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而导致新的不公，也使得人民法院免于承担过重的审判负担和舆论压力，节约司法资源。考虑到中国的司法现状，建立相关基金，或许是对受害者进行医疗与其他相关救助最有效甚至是惟一可行的途径。[20]建立此类基金制度不涉及价值取向的争论及不同行业、地方利益的调整或再分配，因此不应有较大阻力。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治理层面的技术性方案，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应当得到决策层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支持。[2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国首次尝试了医疗赔偿基金的先进做法，是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一种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当作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处理，积极调查统计受到损害患儿，组织相关单位免费救治及及时赔偿。为了保障受害患儿的充分救济，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组织22家责任企业出资设立医疗赔偿基金。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婴幼儿奶粉事件患儿相关疾病医疗费用支付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劳动保障厅、卫生厅及各保监局切实做好婴幼儿奶粉事件患儿赔偿工作。该通知还对可予赔偿疾病、赔付程序等具体事项作出指导，[22]堪称完备。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也一度赢得了不少掌声。但所有这些均只针对三鹿事件本身，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已发生的类似事件以及以后发生相应事件是否都能得到如此重视？
长期以来，我国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都采取个别对待的方式。只有某事件达到足以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程度，或者得到相关部门领导重视之时，才可能着手实施相应应对措施。而这些措施的选择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部门领导人的注意力或者主观意愿。“三鹿奶粉事件”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典型，但还有相当数量的类似大规模侵权并未进入相关部门注意的视野，而渐渐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新闻之中。无数受害者可能欲诉无门，艰难地走着维权之路，甚至可能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威胁者而受尽折磨。[23]事实上，即便是已设立的三鹿奶粉医疗赔偿基金，也由于相关规范的缺失及其公开程度的不足，使得该基金被质疑为“谜基金”。[24]这与法治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也是文明社会所无法容忍的。应对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机制应当是常规化、制度化的，而不应是应急性的，不应因相关领导人的注意力和公众关注度的不同而有实质差异。我国目前在此方面尚缺乏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范，实践操作中无章可循，产生了诸多难以解决的后续问题。实现赔偿基金的规范化、制度化迫在眉睫。
作为应对大规模侵权的有效、可行措施，赔偿基金制度应当通过规范性文件的方式确定下来。考虑到行政机关所担负的社会管理职能及采取相应措施的高效性，建议由国务院出台《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条例》，明确规定出现何种情形时应当启动赔偿基金的筹集与设立，规范赔偿基金的运作程序和管理方式等，使赔偿基金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发挥其及时、充分、公正救济受害者的功能，缓解大规模侵权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情绪。
二、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设立机制的设计
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设立机制，是该制度的启动程序中涉及到的诸项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赔偿基金救济的大规模侵权范围、设立机关及权限、赔偿基金的资金筹措以及相应的登记事宜等。
（一）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救济范围
从理论上讲，各种侵权行为类型均可能发生大规模侵权事件，但多数这样的侵权行为可以在侵权责任法制度范围内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得到顺利解决。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作为侵权案件的非常规救济方式，所涉案件利益重大、程序复杂、需动用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因此并非所有大规模侵权均可通过该制度加以解决，只有那些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同时救济困难且社会影响重大的侵权责任类型才适宜启动此种程序，以节约制度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由于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网络上侵害著作权等受害人众多的案件时有发生，也可能构成大规模侵权，但由于其只涉及财产权益，且因果关系明确，被侵权人有着较为方便的救济途径；加之此类案件也通常不会涉及社会稳定问题，因此不宜纳入基金制度。另外，造成多人伤害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可能构成大规模侵权，但由于我国制定了完备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且《侵权责任法》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及社会救助三者紧密结合的综合的救济机制，足以实现对被侵权人的充分救济，无需基金制度越俎代庖。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参考国际上适用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制度的实践，建议适用赔偿基金救济的侵权行为类型主要限定为大规模产品责任事件、大规模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事件、大规模工业事故。产品责任是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多发领域，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使得缺陷产品可能涉及的潜在受害者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产品更新换代的速率使得受害人相应举证责任日趋艰难。环境污染损害事件时时发生，且极易蔓延，对一定范围内人群及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表现出严重性、长期性及潜伏性等显著特征，给受害者及相关部门的赔偿请求带来了重大困难。工业事故的多发也对人民生命、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救济的及时及充分程度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三种类型是目前我国多发且救济较为困难的侵权类型，通过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制度的运行，保证受害者能够得到迅速、充足且公正的救济，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良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应予注意的是，上述三种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并不必然导致赔偿基金的设立。在某一大规模侵权事件已经发生后，由负责设立基金的机关根据被侵权人人数、损害后果的影响范围、救济难度、资金筹措情况等多重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后，决定是否设立相应的赔偿基金。当受害人人数并不太多且社会影响不大，或者虽影响较大但侵权人资力丰厚或者该类型侵权责任的保险制度比较完善，且能积极满足被侵权人的赔偿请求，争议不大的，则并不需要启动设立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程序。为了保证被侵权人及时得到救济，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是否设立赔偿基金的决定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及时作出。如911赔偿基金要求，应当在法案颁后90日内，公布行政规章以确定执行基金的具体步骤，可予借鉴。[25]相关当事人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二）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设立机关
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设立涉及利益重大，赔偿工作繁琐复杂，需要由专门机关决定并负责基金的设立事宜。赔偿基金可基于专门立法授权设立，也可以基于行政命令、国际指令、集团诉讼、集体协商或者单方提议而设立。[26]国际上，赔偿基金多采用专门立法的方式设立，如美国国会通过了ATSSSA 法案专门设立基金为911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德国“康特甘”事件发生后，赔偿基金由联邦议会通过制定《设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法》而设立；[27]日本也通过“原子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案”设立赔偿基金负责受害者的赔偿。足见其关涉利益之大。但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掌握的社会管理资源的丰富性及其在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高效性，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制度适宜采取行政主导的模式。现代国家中，政府管制已经普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是政府未能对风险进行规制，出现了损害事故，人们就会将责任归咎于政府，让政府对相关的权利被侵害者给予救济。[28]另外，许多大规模侵权符合突发事件的条件，[29]根据法律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并启动相应应急机制，由其负责赔偿基金的设立可以将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民事赔偿工作结合起来。我国已发生的数起大规模侵权事件，行政机关实际上也均发挥了核心和主导的作用，由行政机关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设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与广大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建议由行政机关设立专门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作为决策及主管机构。
根据影响范围不同，大规模侵权事件可分为全国性大规模侵权事件和省域大规模侵权事件。就前者而言，被侵权人分布于两个或两个省域以上，甚至遍及全国各地，社会影响也波及于多个省域；就后者而言，被侵权人及社会影响主要限于某一省域内。由于全国性大规模侵权事件涉及不同省域资源调度与利益安排，为了避免各省域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彼此掣肘，宜由国务院设立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工作。而省域大规模侵权主要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的基金筹集及赔偿，因此由本省级（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由民政、财政、公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负责基金的设立及运作。国务院“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省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受本级人民政府领导。国务院“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对全国各省级“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属于本级政府专门处理大规模侵权事件、维持社会稳定的机构，与目前国务院及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减灾委员会”具有类似的职能。为了避免增加行政编制的财政负担，同时充分利用“减灾委员会”掌控的社会资源，使得大规模侵权事件的预防措施、应急处理及善后救济事项统一协调起来，建议由目前在国务院及其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减灾委员会”兼负“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职能，分派人力专司赔偿基金事务。
与“减灾委员会”一样，“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也应当设立办公室与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接受群众投诉与监督。专家委员会负责为基金设立与运行提供政策咨询、理论指导、技术支持和科学研究，主要包括法律专家、财务专家、技术专家、心理专家等。专家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及委员若干名，聘任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领域高级职称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专家委员会设秘书处，负责专家的召集及相关意见的搜集。专家提供意见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留存备查。专家对其提供的咨询意见负责，如果因采纳其意见而导致矛盾激化等严重后果的，该专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另外，由于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赔偿属于诉讼替代性解决方式，需要妥善处理与民事诉讼的关系，赔偿标准及范围的确定要以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为前提，它涉及《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因此在必要情形下，指导委员会应当就相关事宜书面征询最高人民法院或者相应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
由于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设立及运作可能涉及财政紧急划拨，也可能涉及救助资源的调度及慈善机构的捐助，甚至事关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为了方便相关工作的顺利协调与稳妥落实，作为决策及主管机构的“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通常应当包括民政、财政、公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正职或副职行政领导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大规模侵权事件仅局限于某市一级或县级行政区域，且赔偿工作并不复杂的，为了节约公共资源，可以不必通过设立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方式进行解决。如果大规模侵权事件社会影响重大，省级“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设立赔偿基金的，其可以决定并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市一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成立工作组，协助“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指导委员会”进行基金设立与运作事宜。
（三）大规模侵权赔偿基金的资金筹措
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主要是为了对众多被侵权人所受损害进行赔偿。由于大规模侵权中被侵权人人数较多、损失较大，通常情况下赔偿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因此充足的资金筹集渠道是赔偿基金制度运行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