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与差距：从国际标准的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作者：左卫民/谢佑平 来源：广州,政法学刊 发表时间：199701
一
在刑事诉讼机制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犯罪的防止及控制委员会、刑事司法公正研究会等机构非常关心刑事诉讼标准的国际化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问题，致力于总结、归纳现代国家刑事诉讼的一般准则，并把这些准则推广到各个国家之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各国及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达到一系列的关于刑事诉讼的共识，或者以书面文件（如宣言、计划、建议等等）形式规定下来，或者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下属国际性组织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当遵循的约束性准则。近几十年间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通过了不少与刑事程序有关的规范性国际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各国刑事诉讼已遵守、应遵守的一些原则。早在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有权要求组成独立的不偏袒的审判庭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当被指控为犯罪时，有权为自己辩护。１９６６年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规定：被逮捕者应有权立即知悉逮捕原因并应被迅速解送到司法官处在合理期间内审讯或释放。羁押如系非法，应立即释放。在审判中被告享有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如充分准备辩护、律师协会免费辩护，不得强迫自认其罪。以后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又进一步将刑事程序的国际化标准加以强化，从而使前述原则能真正得以实现。不少规则发展了《世界人权宣言》、《全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内容，规定了其不甚全面的很多内容。如《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规定，检察官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检察官作为公益代表应始终迅速公平地依法办事，包括确定对嫌疑人有利的情况，如发现起诉缺乏根据，检察官不应提出或继续起诉，而应竭力阻止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逐步为世界多数国家采纳并推行于国内法领域。如其它国际法律文件一样，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对世界各国没有当然的强制性约束力，因而其遵守与执行有赖于各国的认识与判断。从整体上看，许多国家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确立与采纳有一个发展过程。基本趋势是认同与采纳的国家越来越多，最早以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最积极。后为拉美、亚洲国家逐渐承认并采纳。在国际标准的影响下，各国刑事诉讼出现了趋同性，即世界性发展趋势；其突出表现在：
（一）推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各国对既定刑事诉讼模式不断修改与发展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两种主要模式。两种模式在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三角结构，但也不乏线形结构，职权主义则在形式上具有三角结构的某些基本特征，但实质上仍以线形结构为主。然而，近几十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却修改原有刑诉法典，致使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转变。
１．推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吸收职权主义的成份。这表现在，侦查中赋予警察一定灵活的自由裁量权，起诉时则奉行检察官起诉原则，如英国１９８５年的《犯罪起诉法》变传统的社会起诉为检察官起诉，审判时则不反对法官的有限的主动权。仍以英国为例，在实践中，英国法官通常不反对向证人作补充提问或评论证人的回答。如果说立法与制度的变法是有限的，那么理论上的探讨则更多。不少英美国家法学家都认识到当事人之间的过份对抗带来的种种问题，因而不少人主张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甚至改革其内容，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１９９３年提出的一项报告建议，法官应更多地要求律师传唤有证明作用的证人，必要时可主动传唤证人。而近几十年来流行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本身也反映了限制当事人主义尤其是主要部分——对抗式的庭审的思想。
２．奉行职权主义的国家大量引进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内容。其一，加强侦查中的被告人保护和侦查控制。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包括嫌疑人）的沉默权得到确认。律师也被准许介入侦查。同时，警察羁押人的条件明显提高且通常要通过法官批准。其二，审判程序大量吸收当事人主义所有的平等、对抗内容。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的地位平等性增强，对抗的权利更加充分，法官比以前更持沉静旁观的态度。例如，德国弱化控方案卷的事前移送制度，使法官在庭前对案件的熟悉程度降低，增大认真听取控、辩庭审主张与活动的机会。此外，意大利、德国还包括法国，立法上或实践中控辩双方在法官调查证据后都较前更多地行使着亲自调查权，有的国家甚至许可控辩双方对他方证据进行攻击性的质询。其三，一些国家的审判方式甚至基本上转向当事人主义。日本是这一转变的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即改变了原有的职权式审判制度，而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创制了新审判制度。１９８８年瑞典与葡萄牙、１９８９年意大利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改奉当事人主义或以当事人主义为主重塑刑事司法制度。
（二）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扩大和加强
这是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趋势中最为重要且至今仍在持续的一个方面。具体而言，它有以下表现。
１、被告人权利的内容不断扩大。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是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使被告人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未曾有过的诸多权利。直至今天，这些在二、三百年前确立的诉讼权利依然构成当代被告人权利的基本框架。然而，长期以来被告人权利的行使却受到种种限制，不仅内容有限，许多权利因缺乏细化措施而难以全面、有效地行使，而且行使阶段也过于狭窄。应当说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有了很大变化，在切实保护被告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思想指导下，被告人的权利已经获得了广泛发展。首先，这表现在具体内容上，许多权利过去在实践中都难以为被告人所行使，而现在却因新保障措施的出台而得以有效实施。例如有权获得律师协助这一相当重要的刑诉原则，曾由于贫困的被告人难以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而往往不能实现，现在因为各国普遍规定“律师免费服务”制度而得以避免。根据这一制度，当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无力聘请律师时，应由国家出钱为其聘请律师。再如保释制度，过去被告人只有在提交高额保释金的情况下才可保释，现在有的国家（如美国１９６６年《联邦保释金改革法》）规定，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无钱也可根据无担保的保证书或其他毋需金钱的条件而获得保释。其次，这也表现在审理阶段。传统的程序保障措施多实施于审判阶段。诸如被告人的辩护权、与控诉方相对抗的权力都主要行使于审判尤其是法庭审判之中。审前阶段特别是侦查中的被告人权利极其有限，有的国家甚至近于诉讼客体。然而，这一情况近几十年有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诉讼程序以倡导“正当程序”而著称，但实际上警方追究犯罪的活动直至六十年代以前并未受到“正当程序”规则的过多约束。在侦查中限制乃至剥夺被告权利的事例时有发生。对此作出重大的改变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米兰达判决”和其它相关判决中强化了侦查中被告人保护的重要规则，即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并认定如侦查机关不切实保障上述权利的行使，由此而获得证据视为违法、无效。同样，其他国家也大多在侦查中开始允许律师的介入。如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刑诉立法都明确规定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在有些国家如美国，由于强调充分保护被告人权利并对侦查机关抱有高度的警惕，以致整个侦查程序都开始当事人主义化。
２、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普遍化。传统上，被告人权利的概念和内容都以欧美工业化国家为发源地的。其中，又以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被告人权利保护更为着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告人权利保护主要为欧美国家所重视，其它与欧美社会的宏观背景大不相同的国家如亚洲国家都未特别关注被告人权利保护问题。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几十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保护先后经历了两个普遍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二战结束后。目睹法西斯专制践踏人权现象的各国人民，尤其是亲受其害的欧美各国，无论知识分子、统治阶级还是社会群众，都深深意识到权力滥用的危害，感受到保护人权之重要。有鉴于此，不少欧美国家包括德、日战后都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诉的主要目标，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少方面均体现了被告人权利的精神。普遍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瞩目的事件当为与西方相对抗的苏东集团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实体崩溃与瓦解，随着这种事态的出现，这些国家的文化概念、政治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一个方面即是刑事司法制度，由于旧体制过于强调打击犯罪，似乎是一种逆反，新创体制非常注重防止权力滥用与保护被告权利，被告因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如阿尔巴尼亚、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均在最近几年内倡导注重被告人权利的抗辩式诉讼。
需要指出，被告人权利趋于扩大绝非偶然，它有着十分深刻的政治哲学与经验事实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与一种越来越得到认同的政治哲学紧密相关，这种政治哲学认为公民具有一系列天生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即或是犯罪者也同样拥有，这些权利应得到尊重，不得任意限制或剥夺，国家存在与活动的宗旨是保护而非侵犯这些权利。如果出于公益需要限制也必然约束在最小范围和程序上。基于这种思想，被告人权利保护当然被置于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经验事实更印证了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二十世纪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遇到许多国家发生的专制政权运用权力践踏人权的悲惨事件。对此，可谓教训难忘、印象深刻。所以，防止权力滥用、充分保护人权就成为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本世纪后半叶始终回荡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响亮旋律。正因为此，被告人权利保护才成为刑事诉讼发展最为重要与持久的一个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趋势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将持续下去。
（三）被害人程序保护的提出和加强
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设计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把犯罪追究与惩罚功能收归国家，认定被害人利益能为国家所代表与保护。同时，把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看待，或者保护或者限制。由此出发，“在近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害人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诉讼主体，而通常被视作广义上的诉讼参与人（有的国家也承认但范围狭窄），其主要作用与一般证人类似。在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运作之中，我们只能看到三大职能与三大主体——控、辩、审，即或换一个角度，也只能发现诉讼是国家与违法者之间的对抗。显而易见，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相当有限。
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变化的背景与被告人权利保护加强的理由相通。这就是说，被害人与被告人一样是国家应予尊重和保护的对象。作为公民，被害人与被告人、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完全独立的重要权利，其它任何主体都不能完全代表。基于此，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作了变动。例如１９８２年美国制订了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联邦德国１９８６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越来越注重在程序上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综观各国的程序立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其一，加强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如美国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如果被害人会受到威胁或将发生针对他们的报复行为，应对其加以保护，必要时可羁押施加威胁者。[①]其二，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作为刑事原告人出庭，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过去实行公诉垄断或公诉为主的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开始行使追诉权；如德国被害人保护法规定：在刑事审判中，国家法律保护的个人权益受犯罪侵犯者均可作为共同原告出庭，包括强奸、绑架或谋杀等案件的被害人（但涉及被害人亲属隐私的问题，若被害人作为证人，在一些国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②]其三，扩大了未起诉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即或未规定被害人起诉的国家，也强调被害人不同于一般证人的重要性。例如美国被害人与证人保护法就规定，检察官提交联邦法院的调查结果报告中必须包括一份所谓“被害人被害状态的陈述”，从被害人的观点来描述犯罪及其结果。这使法官有可能倾听并采纳被害人关于定罪量刑的意见。此外，有的国家如德国未起诉之被害人有权知悉法庭审判的结果与内容，并可聘请律师协助。其四，扩大了被害人从罪犯处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显然，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重要性在今天的确认，已经对传统的以被告人和国家相对立为研究中心的诉讼理论（无论是强调打击犯罪还是保护人权）构成一定挑战，也使据此构建的诉讼模式（无论职权主义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都受到冲击，所以一种强调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国家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与共存的新诉讼理念正为人们所逐渐接受，与此相应，一些国家诉讼模式也发生了一种很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于人权保护（包括被害人保护）的强调，这种加强被害人保护的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由于被害人与国家追究的一致性，笔者认为被害人利益的独立性与保护性不可能取代国家的追究作用，而只能作些有限补充）。
（四）日益追求诉讼效率
近几十年来，工业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即是犯罪率的急剧上升，统计资料显示：无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还是发展中国家，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而给刑事司法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作为解决这种压力的自然反应，增加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最重要的选择之一。由于在既定的经验情况下，司法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那么提高诉讼效率，以最少的司法资源（人力、财力、物力）取得最大的案件处理量就至关重要。由此，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即作了相应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广泛采取简易程序或其它速决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最独特也最主要的提高诉讼效率的方式是适用“辩诉交易”。这一方式的基本内容是通过被告方与控诉方之间的协商，以被告人有限认罪，放弃辩解以取得指控减少或刑罚的减轻。[③]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当事人主义核心的法庭审判即被省略，而这种庭审通常是冗长、繁琐的，这就无疑大大减少了各方的讼累，使本来要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得以避免，从而提高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处理能力。对此，统计资料显示高达９０％的重罪案件以辩诉交易方式了结。
大陆法系国家对效率的追求更为强烈，侦查阶段，通过赋予司法官较大的灵活处理权，减少其制约关卡，以尽快抓获罪犯，快速终结侦查。审判阶段，不仅依赖于法律制度本身，而且通过法官职权的充分发挥和对当事人双方的抑制来控制审判进程，通过规定各种简易审判程序包括各种速决程序进一步简化程序，使法官的司法投入得到减少。例如，法国、德国等均采用处刑命令程序，对轻微刑事案件在控、辩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以非正规程序予以处理。
当然，这里要指出，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主要是指诉讼公正性，在大陆法系则还意味着不能有损客观真实原则，不能放纵罪犯。从目标来看，效率的追求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已受到怀疑与批评，美国全国咨询委员会提议废除辩诉交易，其理由在于：这样有冤枉无辜的风险，使法院行政复杂性，同时还对社会寻求保护的需要构成危险。[④]这表明对效率的追求并非漫无边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至少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对效率的追求会维护现状而不会有大的扩展，而有的国家，由于过去缺乏简易程序的规定，则立法上或司法实务中都有可能依效率观作适当改革。
二
１９７９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１６年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作了重大修改。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一部新的《刑事诉讼法》诞生了。新《刑事诉讼法》是对旧《刑事诉讼法》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从内容上看，新法典保留了旧法典中诸多仍具有适用价值的条款、条文。立法体例、技术风格，也基本保持不变。但是，综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不难发现，这次修改，称得上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大改”。旧《刑事诉讼法》１６４个条文中，有１００多处作了改动，而且，许多条文的修改、补充，标志着司法观念的更新和诉讼结构的变革，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日益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动向以及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趋同。概括起来，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变化有：１．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２．完善了强制措施，严格了适用期限。３．强化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护。４．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５．废除了免予起诉，改革了审查起诉制度。６．法庭审判增强了“对抗性”色彩。７．增设了“简易程序”。
修改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已接近或基本符合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如：诉讼结构中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技术规则，开始要求当事人举证，注意发挥当事人在庭审中的积极作用；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被传讯或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得到加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简易审判程序开始确立；等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受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司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某些方面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差距尚存，甚至，我国已经承诺的某些国际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体现。因此，可以说从刑事诉讼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不足和局限。其突出表现有：
（一）在诉讼结构上，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存在机制冲突
在刑事诉讼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中，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接近，大都是一种协调性接近。即：对侦控方式进行当事人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审判方式中吸收当事人主义内容，使之前后一致，避免冲突。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进了庭审方式的对抗色彩，以当事人主义为基本走向。然而，侦查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职权式，即：将侦查视为国家机关的调查权限，为防止防碍侦查而限制辩护方的权利；二是弹劾式，即：为实现审判中的对抗，在侦查阶段，即以被告和辩护方为主体，与国家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辩护性调查并相互监督和制约，双方发生的分歧和纠纷由法院裁决，强制性侦查措施均须申请法院批准采取。我国的侦查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职权式，侦查权力强大，手段宽泛，采取搜查、扣押、邮检、拘留等措施不需司法令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出现了职权式侦查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对抗制庭审之间的矛盾，使我国诉讼内部存在机制冲突。这种状况，不仅难以使侦查方式与庭审方式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而且容易使人感到一种扭曲。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尚有欠缺
泰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泰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深化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现将《泰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征用土地过程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有利于较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切实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把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强化宣传，认真实施。《试行办法》对相关部门职责、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来源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各地、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仔细研读条款，熟悉内容，掌握政策。要通过座谈会、培训班、新闻媒体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各地可根据《试行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操作办法，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实施。
三、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时间紧，任务重，情况比较复杂，工作难度较大。市政府已经成立泰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检查监督。各地也要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具体负责本地区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做到统一指挥，上下协调，有序推进。国土、劳保、农工、财政、公安、民政、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促进全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泰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加强对征地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是指国家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后，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给予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理补偿，并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被征地农民，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后，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产生的需要建立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员。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征地补偿和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适用本办法。
城市规划区内，本办法试行前人均耕地不足0.1亩的村组，经依法批准撤销后，原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按规定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不适用本办法。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以及铁路、公路、水运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征地的补偿标准和安置办法，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由市、各市（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负责抓好落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征地补偿方案的制定、报批和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解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具体负责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并设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经办机构；财政部门负责设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专户及该资金的筹集、拨付；监察部门负责征地安置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监督及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审计部门负责对征地安置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费用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农工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公安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名单审核。
被征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积极配合，协助做好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有关具体事项。
第五条 土地征用时，下列人员可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统计：
（一）户口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常住人员；
（二）入学、入伍前符合第（一）项规定条件的在校大中专学生、现役义务兵及一、二级士官；
（三）判刑、劳教前符合第（一）项规定条件的服刑、劳教人员；
（四）父母一方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条件、本人户口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未成年人；
（五）户籍虽然发生变化，但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发生变化的人员。
第六条 土地征用时，下列人员不得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统计：
（一）历次征用土地中已安置（含货币安置）或撤组改居的人员；
（二）户口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
（三）户口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有关部门按国家规定办理离退休、退职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的人员；
（四）因其他原因将户口迁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寄住人口、暂住人员；
（五）另有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建立台帐管理制度。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范围内的农用地应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数量变化台帐，并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的台帐；公安部门建立征地后居民台帐，并做好相关户籍管理工作。
第八条 根据江苏省征地补偿标准地区分类，泰州市区（以下简称市区）为二类地区，兴化、姜堰、泰兴、靖江四市（以下简称四市）为三类地区。
第二章 征地补偿
第九条 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照规定及时足额给予补偿。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用地单位必须在征用土地手续报批前，将所有征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用全额缴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按照下列标准确定：
（一）土地补偿费，以该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计算。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最低标准为：市区为1600元/亩，四市为1400元/亩；城市规划区内常年（连续三年以上）蔬菜地平均年产值最低标准为1900元/亩。
1、征用耕地（含粮田、蔬菜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
2、征用精养鱼池的，按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12倍计算；征用其他养殖水面的，按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8倍计算；
3、征用果园或其他经济林地的，按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12倍计算；
4、征用其他农用地的，按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8-10倍计算；
5、征用未利用地的，按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倍计算；
6、征用集体所有的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按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8-10倍计算。
（二）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数计算。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个需要安置人员的安置补助费最低标准为：市区为18000元，四市为13000元。征用养殖水面、果园等其他农用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邻近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的70％计算。征用未利用地和农民集体所有非农业建设用地的，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三）青苗补偿费，一般以被征用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计算。一年生农作物按全年年产值计算，能收获的不予补偿或适当补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预告之日起，突击抢种抢栽的作物不予补偿。
（四）附着物补偿费按《泰州市实施<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办法》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第十一条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市、各市（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不低于70％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安置补助费作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将其余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支付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
征地的各项补偿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全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足额到位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告。
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没有足额到位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拒绝交地；征地补偿费用足额到位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拖延交地。
第十二条 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纳入公积金管理，必须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生产和公益性事业，以及解决历史遗留的被征地农民的生活问题，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三条 征用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安置补助费标准，市及各市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物价水平等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各市人民政府将调整情况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
第三章 基本生活保障
第十四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包括：
（一）不低于70％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安置补助费；
（二）市、市（县）人民政府从新征用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收益中列支的部分，提取标准按新征用建设用地面积计算，市区为每亩不低于10000元，四市为每亩不低于9000元；
（三）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利息及其增值收入部分；
（四）其他可用于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
对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的，应当由建设用地单位按照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标准缴纳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不足支付的，由同级财政负责解决。
第十五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专户由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帐户组成。
个人帐户由不低于70％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安置补助费组成。
社会统筹帐户由政府出资和其他可用于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资金组成，主要用于补充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资金缺口。市、市（区）财政部门应当在新征用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入库后三个月内，将政府出资部分足额转入社会统筹帐户，确保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第十六条 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转借，除购买国债外，不得擅自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确保资金保值、增值和安全完整。
第十七条 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为界限，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划分为下列四个年龄段：
第一年龄段为16周岁以下；
第二年龄段为女性16周岁以上至45周岁、男性16周岁以上至50周岁；
第三年龄段为女性45周岁以上至55周岁，男性50周岁以上至60周岁；
第四年龄段为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
前款所称“以上”均包含本数。
第十八条 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四个年龄段的比例应当与征地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年龄段人员的比例相当。
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名单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半数以上成员同意提出，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由各市（区）农工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审定。审定后，应当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进行公示。
第十九条 第一年龄段人员一次性领取生活补助费，市区为每人不低于5000元，四市为每人不低于4000元。该年龄段人员不再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
第二十条 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根据不同年龄段，实行不同的保障标准：
（一）第二年龄段人员，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交付土地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就业培训期生活补助费，市区每人每月不低于140元，四市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期限2年；到达养老年龄按月领取养老金。
（二）第三年龄段人员，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交付土地的次月起，至到达养老年龄止，按月领取生活补助费，市区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四市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到达养老年龄按月领取养老金。
（三）第四年龄段人员，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交付土地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养老金，市区每人每月不低于170元，四市每人每月不低于140元。
第二十一条 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的生活补助费和养老金标准，根据全市经济水平需要调整时，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按照国家规定，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及其增值部分以及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员领取的养老金、生活补助费免征税费。
第二十三条 实行基本生活保障人员迁出户籍所在地时，可将其保障关系及其个人帐户中本息余额转到迁入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无法转移的，可将其个人帐户本息金额一次结清给本人，同时终止其基本生活保障关系。被保障人员死亡的，其个人帐户中的本息余额一次结清给其合法继承人。
第二十四条 被征地农民已就业，并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终止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可以一次性领取个人帐户资金余额，也可以用来缴纳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折算缴费年限。
第二十五条 16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对参加基本生活保障有选择权。不愿意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以户为单位写出申请，经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不愿意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协议后，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可以领取个人应得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被征地农民不愿意参加基本生活保障且不愿意领取补偿安置费，要求调整承包耕地的，有条件的地方，以户为单位写出申请，经该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后可以进行调整，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在该村民小组成员中进行分配。
第二十六条 征地后人均耕地不足0.1亩、符合撤组转居条件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各市人民政府批准（各区人民政府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撤销无地村民小组建制。撤组后剩余集体土地全部转为国有土地，撤组后原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和撤组剩余土地处置的收益主要用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安置和社会保障。
第二十七条 各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被征地农民进行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
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就业前的技能培训，为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创造条件，所需资金可以从社会统筹帐户中列支。
第二十八条 对本办法实施之前的被征地农民，各市（区）可根据本地征地补偿实际情况，结合本办法精神，逐步建立和完善被征地农民生活补助、保障制度。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被征地单位或有关部门谎报有关数据，在征地过程中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冒领征地补偿费用，以及截留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由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对截留、侵占、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建设用地单位和个人擅自进行征地补偿安置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依法给予处罚。
第三十三条 阻挠和破坏征地工作，妨碍土地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各市（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