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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前准备程序中几对关系问题的定位

陈冲
（海门市人民法院）


摘要：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已成为各国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选择。我国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构建审前准备程序应考虑三大关系问题的定位：（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审前准备程序；民事诉讼；当事人

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审前准备程序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均有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对审前准备作出了规定，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不具备审前准备程序所具有的确定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的功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性已成为不争之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立审前准备程序。通过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促进审理集中化，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 。审理准备程序的构建应考虑以下几对关系问题：（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一、审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
各国不管设置什么样的审前准备程序，其设立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庭审目标的实现 。基于程序公正和公开的要求，法律设定某种特定的形式和程序来约束法官的审理行为是必须的，这种形式和程序便是开庭审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是法官应当通过公开、对决的开庭审理获得有关案件的信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案件当事人孰胜孰负的最终结论，即以庭审为中心。庭审需要当事人和法官对席、公开、直接、言词，故庭审应尽可能通过一次性集中审理而结束。审前准备程序基此产生了存在的必要。“完备的庭前准备+一次性集中审理”成为理想的纠纷解决模式。各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最初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集中化审理，避免当事人的诉讼突袭，提高庭审的效率。
审前准备程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现立法者在设立时确立的上述价值外，渐渐衍生出其具有削减纠纷的独特价值，通过当事人和解、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审前排解纠纷的形式，使大量案件消减在庭前。使庭审程序真正适用于哪些存在实质性争点的案件。这可能是当初立法者没有明确确立的立法目的，在不经意间反而成为审前准备程序一个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审前准备程序的存在决不是程序的繁琐和复杂，而是程序公正和庭审效率的内在要求，审前准备程序具有的消减纠纷、排除庭审的功能，使“准备程序+一次性开庭审理”成为既确保程序公正，又保证诉讼效率的一种理想的诉讼模式，现代西方国家纷纷采用这一模式即说明了这一点。
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决定了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必然性，无论简单案件还是复杂案件，其进入民事诉讼便意味着审前准备程序的启动。所不同的只是：适用于简单民事案件的审前准备程序相对简单，而复杂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审前准备程序则应当相对复杂而已。我们必须根据每一案件的复杂程度，在程序的设计上安排多种形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供当事人选择。那种认为简单民事案件可不适用审前准备程序直接实行“一步到庭”的观点，是对民事诉讼规律的漠视。
庭审程序对于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并非每一案件都必经庭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本质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的事实争议，因程序公正的需要，法官必须通过直接、言辞、公开的庭审方式听取。如果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或者自愿放弃庭审权利，案件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庭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在程序的设计上，除了设置司法ADR等当事人庭前和解程序,还必须设置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无须通过开庭解决案件的程序。西方国家纷纷改革民事诉讼程序，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审前准备程序，而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以适应民众诉求与司法资源不匹配的矛盾，以缓减司法迟延，司法ADR等由此应运而生。我们在改革审前准备程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在保证当事人有被听审权利的同时，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节约国家宝贵的庭审资源，同时减轻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的投入。
二、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 。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审前准备程序作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该阶段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不同配置，决定了不同的审前程序的模式。
以诉讼中法官职权和当事人诉权的不同作用来划分，根据民事诉讼法学者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类型化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基本模式。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自的构成特征和划分标准问题，学者们在认识上分歧很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标准。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作划分，如果当事人掌握了诉讼程序运行的主导权，就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反之，如果法官负责程序的运行，就称为职权进行主义。另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在形成审理对象上的不同作用作划分，如果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就称之为辩论主义，反之，如果法官在收集证据及诉讼资料上拥有主导权，则称之为职权探知主义 。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运作中的不同主导权来加以区分。英美法系审前准备程序采当事人进行主义，程序的运作由当事人主导，比较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相对消极。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审前准备程序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被课以一种促进诉讼的义务，准备程序展开后的各种程序问题几乎都是由法官主动负责处理，法官甚至可以采取所有具有准备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在案件早期阶段就积极介入，以求得案件的迅速解决。大陆法系的法国虽然在法律上赋予准备程序法官极大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可以决定程序的启动、终结、确定当事人准备活动的期限，但大部分法官的职权活动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两大法系各国民事诉讼目前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各国都在加强法官职权作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法官依职权运作诉讼，是一种加强法官职权作用的做法。英美法系加强法官职权作用是另一种做法，并不是以法官职权运作程序的方式完全取代当事人运作诉讼，而是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运作的诉讼程序加强管理和监督。美国1983年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对发现程序的管理作为法官的职责，通过从发现程序开始时指定其结束期限，到实际展开过程中对种种程序问题的调整，法官开始日益普遍地发挥更为积极的管理职能。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争点确定和诉讼资料的收集和提供上的不同主导权加以区分。无论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就当事人决定事实争点并负责就争点提供证据而言，两大法系国家均采同一立场，采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当事人间私权利的纠纷，在国家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上，国家权力要受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和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实，法院不能主动审判。在辩论主义的原则下，法院的审理范围被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所限制，禁止法官主动处理当事人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当事人主张对法官行动的限制。就决定被审理的案件实体而言，两大法系当事人均处于支配诉讼的地位，实际均是当事人主义。
我国目前诉讼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诉讼迟延，而是法官的超职权作用。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被认为是一种超职权主义模式，此模式片面地认为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法院查清案情，解决纠纷，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要求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就必须对案件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全面审核，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要求在庭前把案件事实搞清，造成庭审形式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超职权主义的危害，逐步弱化法官的职权。可以说，与世界各国不断强化法官职权的时代潮流相较而言，对于实行典型职权主义模式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恰恰是从英美法日等国的对岸出发，向他们迎面走去，需要弱化法官的职权 。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应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本位，把诉权置于制约审判权的优先地位，而审判权的行使则以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为宗旨。就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而言，就是要发挥当事人对争点形成和证据收集的决定作用，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不得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官应当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法官庭审中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范围也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
同时，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也应尽量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法院除对当事人的争议拥有认定事实并依法作出裁判权外，还有一个主要职权，就是保障当事人进行的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程序框架内顺利进行。我们在审前准备程序的设计时，除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还必须加强法官对审前准备程序的监督和管理，以促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正当功能，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主要来自大陆法系的德国法传统，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程序设计应借鉴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程序运作由法官依职权主导，但就争点的形成和证据资料的提供而言，应采辩论主义原则，由当事人进行主导。
三、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在其《诉讼法系之再考察》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事诉讼的普遍理想在于实现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妥当和公正代表了诉讼的正当性概念，迅速和廉价代表了诉讼的效率性要求。诉讼的正当和效率要求贯穿整个诉讼过程，两者有时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有时又处于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状态 。
在制度上以获得判决为目标的民事审判中，法官被要求必须主要通过开庭审理这种场合和形式来了解把握案情，这个规范性的要求主要来自于诉讼的正当性要求，而并非效率性要求。以典型的调解过程为例，调解者可以不拘形式地分别询问当事人，随时提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说服当事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要比公开对抗的庭审程序更为容易“吃透案情”，更具效率。但是为了使判决本身获得正当性，审判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把握了解案情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必须按一定的程序要求，于特定的场合或形式下进行，这就是开庭审理。开庭审理不可能随时随地进行，如无必要的准备，往往会造成审理时间的拖延，庭审的内容也无法达到充实及集中的要求，大大影响庭审的功效。为了使法官真正通过有限的开庭审理来取得作为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在开庭之前作一定的准备就成为必要。为防制当事人滥用审前准备程序，法官介入和控制审前准备程序便成为必要。如何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法官不至于在没有充分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对案情的实体性判断，又保证为开庭作好准备，使庭审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有效进行，便成为准备程序设计和运作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我国传统“四步到庭”的弊端在于法官在庭前对案情介入过深，职权过大，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庭审成为法官验证先验观点的场所，使庭审形式化。而“直接开庭”、“一步到庭”的弊端却在于法官对案情丝毫不介入,法官与当事人间缺乏案件信息的必要交流，造成庭审的非效率化。
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审前准备程序有序进行，不致拖沓，又防止法官介入过深，导致思维定势。理想的制度设计是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在实体和程序均已作好充分准备，而法官只能在程序上作好充分准备，而不能在实体上作好充分准备。法官在准备程序中只能从事准备行为，而不能从事审理行为。

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林书设 陈育报


建设镇位于我县西北部，辖区面积80平方公里，人口2.3万余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集镇商贸繁华，交通便利，治安状况较为复杂。一年来，我所把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巩固 严打整治斗争成果、提高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局势驾驭能力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积极探索，边打边建，初步建立起以党委、政府为领导，以派出所为核心，以群防群治力量为基础的打防控一体化，点线面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维护了辖区治安稳定，为全镇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今年1—6月份，全镇共发刑事案件17起，同比下降55.3%，以往比较突出的打架斗殴案件发6起，比降66.7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在体系建设的基调上，将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为政府行为，取得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而不是靠派出所几条枪就可以完成。因此，我所在对辖区治安状况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向镇党委、政府多请示、多汇报，取得党委、政府对派出所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将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为政府行为，形成以党委、政府牵头领导，以派出所为核心协调，以社会各阶层力量为基础的防控体系建设框架。一是专门成立了由镇分管综治副书记为组长，派出所所长为副组长，各有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方案的制定、实施和管理，有利于更好地发动社会各界防控力量。二是建立定期汇报制度，定期向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由党委、政府协调解决，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三是积极争取镇党委、政府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镇政府在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出开展防控工作专项经费8000元。
二、在体系建设的内容上，根据辖区治安特点，建立了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控体系
㈠突出点的防控。点的防控就是把辖区需要重点防控的对象（如重点部位、重点人员）作为整个防控体系的点来进行重点防控，提高派出所对这些点的情况掌握和控制能力。点的防控在整个治安防控系中处于支点的位置，是防控的重点。我所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点的防控。一是增设治安报警点。在辖区治安复杂地区和重点村增设一个治安报警点，进一步方便群众报警。同时，使派出所对辖区发生的刑事、治安案件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二是建立防控支点。将辖区内28个重点单位、行业、场所作为防控支点，逐点建档，跟踪管理，以加强派出所对这些重点防控支点情况的及时掌握。三是针对重点人员建立控制点。在可能涉嫌犯罪人员、逃犯等列控对象周围，通过布建耳目等手段，对其进行全方位秘密控制，及时掌握动态。在今年夏季百日会战初期，通过加强点的控制，先后抓获上网逃犯高忠东、高忠玉两人。
㈡抓好线的防控。点的防控需要线来连接，线的防控抓好了，也就巩固和加强了点的防控。线的防控在整个体系建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是防控不可缺少的一环。对线的防控，主要是通过加强路面巡逻，起到威慑作用，提高防控能力。一是组建镇治安巡逻队。目前有队员4名，主要负责对辖区治安复杂区域和重点路段的治安巡查，加强线上防控，强化打击现行犯罪的力度。二是组建护村（厂、校）巡逻队。以村治保会、厂矿和学校保卫科为依托，共组建14支75人，有选择、有重点地义务开展治安巡逻。三是规范巡逻方式。针对辖区治安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确定巡逻防范的重点路段和区域，组织民警、巡逻队员进行车巡、步巡。同时，将巡逻分为2个时段：白天为常规段，由责任区民警带领一名巡逻队员结合日常工作在本辖区巡逻；夜间为重点段，由2名民警带2名巡逻队员对重点区域开展巡逻，以夜间巡逻为主。开展治安巡逻工作，提高了辖区的“见警率”和“管事率”，增强了公安机关对社会面的管控能力，在控制三类可防性案件、控制公共场所发案、提高群众安全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建设镇公共娱乐场所较多，打架滋事等案件时有发生，通过开展夜间治安巡逻，此类案件大幅下降。今年入夏以来，集镇所在地的歌舞厅、一保岬、六保岬冷饮点等公共场所发生打架案件2起，其中1起被当场制止，发案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6.7%。6月19晚12时许，池某在相约酒吧过生日时与同在该场所跳舞的郑某因小事发生争吵，二人及其朋友共十余人，矛盾逐步激化，有可能酿成群殴事件，被巡逻到此的民警及巡逻队员当场予以制止。6月23日凌晨2时许，巡逻人员在建设粮站院内当场抓获正在撬盗摩托车的陈维满、罗上铃，从中破获盗车案件3起。开展巡逻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使民警认识到改革旧有的警务模式的必要性，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为今后总体警务制度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㈢开展面的防控。面的防控就是对整个社会面的防控，在整个体系建设中，点和线的防控是重点，但仅有点和线的防控，这个体系是不健全的，只有加上面的防控，整个体系建设才是完整的。我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面的防控：一是着力编织情报信息网。通过布建治安耳目和信息员，形成一张布局合理、覆盖面广、触角灵敏的情报信息网，及时掌握辖区内的各种治安信息。二是努力构建三级联防机制。初级联防即“户户联防”，本着“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指导思想，在相邻的店铺或农户之间开展联防，互相照看。3月24日上午，建忠村民吴士昌在联防守护中发现吴学榜家中有一行迹可疑少年，经盘问将其扭送到派出所，从中破获盗窃自行车案件3起。二级联防为中级联防，由责任区民警分头负责，广泛开展村与村、厂矿与村、学校与村的联防机制。三级联防为周边联防，与毗邻的本县广平、文江、奇韬、太华及永安市槐南乡等周边地区开展广泛而有针对性的治安联防协作机制，达到案件协查、信息共享、共同防控的目标。通过建立三级联防，使派出所对社会面的防控能力大大增强。三是抓好治保调解会建设。加强对两会业务指导，每月召开治保调解主任例会，充分发挥“两会”作用。各村成立了调解小组，聘请3—4名德高望重的群众作为调解员，及时调解纠纷，把矛盾化解在本村，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今年来全镇12个治保调解会共调解民间纠纷23起，没有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
三、在体系建设的特色上，突出加强了流出人口管理。
加强人口管理是治安防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人口管理上，我所注重从源头上开展防控工作，在加强常住人口、外来人口的基础管理，以及违法青少年、所外监管人员、两劳释放人员等违法犯罪高危人群的重点管理的同时，突出加强了对流出人口的管理。近年来，我镇富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人数达数千人之多，在促进我镇及流入地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使我镇治安形势出现新动向：一是流出人口在外违法犯罪增多；二是无人监护的在校学生参与违法活动增多；三是农村纠纷矛盾及家庭婚姻问题时有发生。对此，我所在今年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中，将派出所是否要开展流出人口管理作为一个主题，组织全所民警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上级公安机关没有要求流出地公安派出所对流出人口进行管理，而是以流入地公安机关为主，流出地公安机关协助管理，但管好流出人口可以有效预防流出人员违法犯罪，促进流入地公安机关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流出地、流入地的治安工作和经济发展。于是，我所决定率先将流出人口管理作为派出所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并取得了镇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重视、支持和配合，成了我所抓治安防控建设的一个特色。主要做法是：
㈠建立台帐，对流出人口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即：及时掌握、核对流出人口的底数及流向。对流出人员的姓名、年龄、原籍住址、流出时间、流入详细地址、从事职业、经济情况、现实表现、发复函情况一一作了登记，建立完整基础台帐。⑴由责任区民警深入各村详细了解流出情况，并登记造册；⑵通过计生办办理流动人员婚育节育证掌握育龄人员外出情况；⑶通过镇劳务站掌握流出人口从事职业及分布情况；⑷每学期到中小学了解学生父母是否外出及流入地址、从事职业；⑸每月核对流出人口一次，即依托村治保主任和户口协管员对每月流出人员变动情况进行重点掌握登记，与派出所进行核对；⑹及时掌握流出人口返乡时间、返乡原因，对流出人口做到底数清、去向明。目前，全镇现共登记流出人口2937人。
㈡防范在先，对流出人口开展法制教育和培训。一是在每年春节后，由派出所和计生办集中一定的时间对拟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员组织进行一次法制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并逐人发放派出所统一编印的宣传手册，提高流出人员的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使流出人员在外能够遵守法律法规，为流入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在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是流出人口在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节育证明》、《外出务工人员证明》时，由派出所和镇综治办与外出人员签订《流出务工、经商遵纪守法责任书》，要求其在外出期间能遵守法律法规。三是对集中输出劳力和流出人员较多的地方，在流出人员中指定组织能力强的人为义务法制宣传员，一方面配合流入地公安机关对外出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及时掌握流出人员表现情况并及时反馈。四是在每年年底外出人员大量返乡之际，依托村治保会和责任区民警对流出人员进行再教育。
㈢跟踪管理，确保管得住，控得严。主要是强化与流出地公安机关的联系和信息反馈。流出人口在外违法犯罪不在少数，我所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对流出人口进行分类管理，将流出人口分成四类：一类是指一般群众；二类指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三类是指需要纳入视线人员即重点人口；四类是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对一类人员仅一般掌握，对二、三、四类人员由派出所逐人寄发通报协查函到流入地公安机关，向其通报基本资料，提供相关信息，请其将有关对象纳入视线，重点管理。对流出人员较集中的省内三明、沙县、泉州、晋江、石狮、厦门等地，我所与所在地公安机关有针对性地签订互通情况、共同管理的协议，建立协作机制，使流出地流入地共同承担管理责任，确保建设籍流出人口少发案，不作案。对流出人口实行分类管理、通报协查制度，不仅为流入地公安机关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服务，同时还直接服务于本辖区的治安防控。减少了人口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
㈣亲情帮扶，努力为流出人口排忧解难。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流出人口均有一个担忧和一项困难。担忧的是大人都外出了，家中老人孩子缺少照顾，孩子容易变坏，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困难的是在外打工经商，人生地不熟，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怎么办？我所想流出人员之所想，急流出人员之所急，与相关部门一道，对流出人员提供亲情般的帮助，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验。一是主动与学校配合，将父母外出打工学生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加强教育和监护，及时发现其不良行为，对个别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员逐个与老师成立帮教小组及时帮教，同时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大查处力度，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定期主动上门家访，力所能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解决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后顾之忧。二是为外出人员提供法律帮助，力所能及保护流出人口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外出务工遇到的实际困难。流出人口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协调，为流出人口提供“娘家”式的支持。如在三明打工的高某在为老板干了半年后，老板找了种种理由克扣高某二个月工钱，我所民警在下村时听到高某的诉求后，民警当天就同劳务站向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反映这一情况并通过劳动部门解决，同时向三元警方通报这一情况，最后在三元警方和劳动监察部门的干预下，被无故克扣的工钱终于如数领回。高某对此感激不尽，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我所表达谢意。
㈤微机管理，提高流出人口管理的科技含量。为了做好流出人口管理，我所在县局户政部门的协助下，开发出流出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流出人口微机化管理，并与暂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租赁房屋管理系统共同构成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流出人口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5月20日，责任区民警在下村调查中发现在三明富兴堡养猪场务工人员林起绵近日返乡，常出入娱乐场所挥霍，行为反常。通过微机检索其经济状况并结合调查情况，发现此人有盗窃嫌疑，即与所在地派出所联系，从中破获1起2600元现金被盗案件。
作者单位：福建省大田县委政法委 福建省大田县公安局